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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和以前的文化、文物、遗址、历史文化名城等单位、场所、城镇不同，是更大尺度的历史文化空间，也是今天生活生产重要的国土和社会空间，是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富集区，是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富集区。因此，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走系统整合、内容融合、整体推进、综合施策的路子，坚持共建共享、协调协同。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的重大工程，对推进文化自信自立自强，对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识、建设文化强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至关重要。这正如2019年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就《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答记者问时所说的，“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掘好、利用好丰富文物和文化资源，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确定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如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决定》，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文化传承发展体制机制的创新指明了方向。

一、新时代与国家文化公园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同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到：“依托长城、大运河、黄帝陵、孔府、卢沟桥等重大历史文化遗产，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识。”2019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2022年1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通知，部署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同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2023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联合印发《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2023年10月，《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实施方案》印发。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就是要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就《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答记者问，新华社，2019年12月5日）

“国家文化公园”是新时代涌现的热词。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在新时代提上日程，并非偶然。新时代，中国大踏步走上世界舞台的聚光区，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阶段，必须构建深层次的国家文化标识、提高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强国的背景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上日程，是水到渠成、时代之变的必然选择。

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主题选择，每一个都主题宏阔、结构深远、意义重大，纵到底、横到边，纵横交织、浑然一体、气象壮阔，构成我们的门楣、梁柱和徽记，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一望便知，足可代表中国、中华、中华民族。这样的文化主题空间选择，是基于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辽阔的疆土、众多的民族，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历史共同体、疆域共同体，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需要，具有大历史、大尺度、大结构、大体量的特点，能够体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彰显深厚的价值底蕴和生动的现代意义。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一曲《长城谣》《义勇军进行曲》，长城被定格为爱国主义的精神象征。长城见证中华文明的发展变迁、民族融合，承载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精神寄托，挺起不屈不挠、牢不可破、团结统一的脊梁。长城是一个整体，谁也无法割断长城，长城是历史共享的，一部长城史，是中华民族内部游牧力量和农耕力量交织激荡、共同书写的长卷，是一道金光闪闪的焊缝，是历史脉搏跌宕起伏的心电图。从大海到高原，这条不断延伸、起伏颤动的曲线，可以看到两千多年的合奏合唱，可以体会中华文化和审美精神中铿锵有力、壮怀激烈的血气、勇气和阳刚之气。“在建设范围上，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包括战国、秦、汉长城，北魏、北齐、隋、唐、五代、宋、西夏、辽具备长城特征的防御体系，金界壕，明长城。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5个省区市。”（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就《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答记者问，新华社，2019年12月5日）

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工程技术的杰出代表，连接了南北的经济命脉和文化脉络，不仅是贸易和运输的要道，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大运河是大运之河，打通中华文明“一体化”的任督二脉，挽起黄河长江，并辔同行，是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的象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3个部分，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中（运）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永济渠（卫河）、通济渠（汴河）10个河段。涉及北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8个省市。”（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就《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答记者问，新华社，2019年12月5日）

长征在中国革命中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象征中国革命的道路。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以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线路为主，兼顾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线路。涉及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15个省区市。”（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就《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答记者问，新华社，2019年12月5日）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文化的发祥地，民族精神的根与魂。黄河中上游流域，一直是农耕和游牧紧密交织的区域。黄河是农耕的大河，也是游牧的大河，孕育农耕和游牧两个儿女。黄河穿过晋陕大峽谷，冲出第二台地，在晋陕豫交界处的喇叭口，月明星稀，鱼跃龙门，重瓣花朵，中国在这里最早进入文明时代。毛泽东说，“没有黄河，就没有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数千年，三千年重心在黄河流域。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包括黄河流经的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以黄河干支流流经的县级行政区为核心区，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和黄河故道发展历史延伸至联系紧密区域”。（《〈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出台》，新华社，2023年7月17日）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双螺旋”，长江与黄河犹如姐妹，犹如文明的双弓巨矢，向北向南、向东向西，孕育辐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范围综合考虑长江干流区域和长江经济带区域，涉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青海13个省区市。”（《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新华社，2022年1月3日）

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行行复行行，沉淀着深沉的历史足迹，是中华民族最突出的文化符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表达对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的深厚感情。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嘉峪关，察看关城并听取长城保护情况介绍时强调：“当今世界，人们提起中国，就会想起万里长城；提起中华文明，也会想起万里长城。长城、长江、黄河等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2023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绍兴浙东运河文化园考察时强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大运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2016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固原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时强调：“我们要继承和弘扬好伟大的长征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决心有恒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展现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大视野、大格局、大境界。

二、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创新文化传承发展体制机制

尊重文脉、尊重文化生成发展规律，以整体、系统、综合的理念，提出和实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程，是中国首创，是新生事物，在世界范围内无现成经验可循，有显著的创新性与独特性。从位阶看，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层面的重大文化工程，由中央倡导、规划和统筹，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几家国家部委合力推进，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具有更高的协调性和综合性。从内容、性质和定位上看，文化是主题词，不同于以自然遗产为主的国家公园。我国建设了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针对性保护具有稀缺性、独特性的自然遗产，而国家文化公园聚焦文化，聚集文化遗产、文脉文象。文脉文象真宰淋漓、蜿蜒冲腾，没有固定的空间物理边界，只能通过最近邻距离法、核密度估计法、平均中心法等方法进行空间分布类型分析和描述范围。因此，此公园非彼公园，不同于国家公园或我们常见的城市公园，有一个确定的边界。从功能上看，公园姓公、文化为民，国家文化公园的主体是人民，要坚持共建共享，坚守人民的主体地位，建设全民共有的精神家园。

我国现行的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在“两个结合”的伟大实践和持续探索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美好愿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文化法制建设和政策体系的健全完善，是其突出特点。我国现行的文化管理体制，纵向分级，有国家、省（区市）、地（市）、县（市）、乡（镇、街道）、村6个层次。从中央到地方，通过分级管理，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文化管理体制。横向体现属地原则，文化管理由地方党委、政府负责，依法依规贯彻落实中央文化政策。内容管理上体现分类特点，随着文化内容和业态拓展深化，分类越来越细、越来越多，越来越规范、专业。这种分级、属地、分类的管理模式，纵横交织，形成网格化模式。实践证明，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文化多姿多彩的深广社会，这套行之有效的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有全覆盖、结构稳定、运行有序、权责清晰的优势，能起到兜底作用，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按照分级、属地、分类的原则，创办的各类国有文化单位，构成文化内容生产与供给的重要主体。改革开放后兴起的社会办文化的力量及“两新组织”，为文化繁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是发展最快的增量。随着城市化、信息化、现代社会转型变迁，社会流动性增强，开放、共享、融合、整体性、系统性成为新趋势、新特点，特别是文化强国建设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目标任务，对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出新要求，要在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着力在文化领域构筑现代治理体系、提升现代治理能力，改革和创新文化传承发展的体制机制。

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我国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持续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在文化领域，也需要突破行政区划束缚，尊重文脉文象的流布与内在联系，尊重文化生成、发展客观规律，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推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形成跨部门、跨区域的保护、传承、发展的协同合作机制。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涉及十几个部门，范围上超越行政区划，涉及多个省市自治区，需要在更深层次、更大范围进行统筹规划和协同推进，创新文化传承发展的体制机制。

三、建立协调机构和督察制度，推动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每一个都是恢宏的文化空间，包括多个省、市、自治区，是连续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从文化内容看，包括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工作部门看，涉及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几个部委，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市）、乡（镇、街道办事处）、村。这就要求在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和管理上，克服原有的体制机制可能带来的条块分割、行政壁垒、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行业思维、地方意识等带来的碎片化问题。建设国家文化公园这样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需要创新文化传承体制机制，深化文化体制机制的改革。

一是在体制机制上“合纵连横”。所谓“合纵”，就是“条条管理”上，建立协调机构，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的统一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目前，涉及历史文化遗产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的有十几个国家部委，成立协调机构，统筹协调文化遗产和国家文化公园管理、督察、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势在必行。所谓“连横”，就是打通“块块管理”，横向联合，强化系统性、整体性和一体化推进。目前五个国家文化公园，长城、大运河、长征，有典型的线性空间特点，比如河北、北京段的长城，在河北、北京的区划内横跳穿行，要在属地原则下建立有力的省市协同合作机制，才能建好用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黄河和长江文化的空间范围具有流域特点，黄河在晋陕大峡谷流过，在蒙、晋、陕、豫交界上，许多重要的文化遗产地深刻联系。黄河几字弯，孕育出石峁、陶寺、双槐树、仰韶、二里头、河洛古国、夏商周……这异常强烈的中华文脉，有太多遗产、故事和启示，而这些遗产沉落的地方，许多是偏僻之地，远离城市和中心地带，这些灿烂辉煌的文脉、主题，如果单纯按分级、属地的原则，很难有效汇聚保护和利用的资源。长征也是如此，长征行经路线，多是当时国民党力量最薄弱的区域，是地广人稀的各省交界。要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就要克服体制机制上的“条块分割”“行政壁垒”，推进文明传承发展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

二是推动文化内容保护传承、合理利用上的系统融合机制重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共享和开放。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国家文化公园深刻体现和印证了这“五个突出属性”。文化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与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和人民生活水乳交融，特别是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和以前的文化、文物、遗址、历史文化名城等单位、场所、城镇不同，是更大尺度的历史文化空间，也是今天生活生产重要的国土和社会空间，是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富集区，是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富集区。因此，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走系统整合、内容融合、整体推进、综合施策的路子，坚持共建共享、协调协同。目前，随着文旅融合发展的深化，带来此起彼伏的活力、热浪，不断唤醒、重组和激活新的社会生活场景。就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利用而言，冷热不均、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潜力价值远未释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特点、要旨在联动，形成大尺度保护、传承、创新、转化的文旅空间和文化线路，使国家文化公园的主题、空间、内容和价值更加整体地彰显出来。通过保护传承工程、研究发掘工程、环境配套工程、文旅融合工程、数字再现工程这五大工程推进，实现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价值的提升，推动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人民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深度融合。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和利用，需要体制机制的重构再造，强化协同共进的运行模式，形成同向、同力、合唱、合奏和“大力出奇迹的效果”。

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横平、竖直、弯折钩，每一笔都落地有声，以千钧之力在中华大地上书写出一个大大的“国”字。“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新华社，2021年11月16日）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一份从未有过的崭新卷子，我们要贯彻落实好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用改革、创新的精神给予回答。

［韩子勇系中央文史馆特约研究员、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总协调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高琰鑫系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博士生；本文根据韩子勇在“第十一届国际文化管理大会暨第二届北京文化服务贸易与产业发展创新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基础理论研究”（立项号：21AH017）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4年8月7日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