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王德胜
隋大业四年(608),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德州进入大运河时代。1400多年来,德州城市的发展与运河息息相关,清晰体现了因漕置仓、因仓筑城、因城兴市的发展轨迹,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德州机遇”。
从北向南,隋朝大运河共分为4段: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永济渠流经德州的一段,利用了原西汉屯氏河故道。永济渠开通后的第三年,隋炀帝曾经乘龙舟顺大运河到北京,途经德州这一段被称作“御河”。隋大业八年(612),隋炀帝征伐高丽,当时征兵113万,号称200万,发动运送粮草民工200万,庞大人流物流,均由大运河承担,足见航运能力。
隋唐大运河初露峥嵘,德州地位凸显
隋朝虽然开凿了大运河,但由于国祚太短,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大运河带来的福泽,唐以后才真正大获其利。它的通滞与封建王朝兴衰紧密相连——运河通,则帝国兴,运河滞,则国运替。唐代冀州、贝州、德州、沧州一带是朝廷征粮收税的主要地区之一,官粮一部分沿永济渠运往北部边防重地,一部分沿永济渠往南运往唐代东都洛阳,永济渠成为维持中原与幽燕地区水上往来的枢纽。为保障畅通,唐圣历三年(700),武则天下令,在永济渠德州段以东开挖马颊河,分泄黄河洪水。该河在德州境内分别利用了古笃马河故道、屯氏别河北渎故道和鬲津河故道。河成后,以“九河”之一的马颊河命名。在此基础上,唐朝政府还在永济渠两侧开挖了支渠,方便把粮食、食盐等物资经由运河运往洛阳和长安。安史之乱后,河北诸藩各自盘踞,它们与唐朝廷之间的唯一的物资、信息交流纽带就是大运河德州段。而此时的德州已经成为运河东岸重要的城镇。
北宋时期,运河德州段受黄河影响严重。黄河有北流、东流之分,北流冲断运河,东流则成为运河之减河,运河航运功能受到极大影响。户部侍郎苏辙曾连上三疏,写道:“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南宋建炎二年(1128),黄河南徙夺淮,黄河南移,运河疏浚,德州段恢复畅通。
金代由于战乱、洪水等影响,只有德州以下河道保持通漕。金朝廷于天会七年(1129)在德州置将陵仓,专门储存河南、山东两省的漕粮,然后通过御河运往北京。金贞元元年(1153),金迁都燕京,德州“神京门户九达天衢”的文化内涵逐渐孕育。
元代对大运河进行了大的规划,对众多支脉进行了裁弯取直,同时进一步修缮、打通了京津河道,由此奠定了大运河今天的基本走向和规模,而德州也成为这条大动脉上的重要节点之一。这其中,卫运河武城、夏津段运河故道与隋永济渠故道产生了一定偏差。至元三年(1266),改将陵仓为陵州仓。另一方面,元政府对大运河的管理日趋完善,大运河成为全国南北漕运的大动脉,至元二十年(1283),自江南运至京师的粮食不到10万石,泰定三年(1326)达到335万石。
明清时期,德州成大运河上全国33个商贸重镇之一
明清两朝,运河德州段为全国漕运大动脉,建文元年(1399)三月,韩观屯兵德州,防止藩镇兵变。同时在德州卫城东北筑十二连城,护卫仓储。靖难之役持续了三年,期间燕军一度占领德州,收获粮食百万余石,这些粮食是燕王赖以夺取天下的物质基础。明朝迁都北京后,德州成为运河沿线“全国四大粮仓”(德州、临清、徐州、淮安)之一,年运送漕粮300余万石。此时的德州,运河两岸商贾云集,舟车如鳞,产品堆积如山,百业兴旺、富甲齐郡。《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州控三齐之肩背,为河朔之咽喉。”“凡东南漕粟,商贾宾旅以及外夷朝贡,道皆由此。”彼时最大宗的交易是粮食。乾隆时期,德州城内共有粮食市场十几处,经营粮食的店铺多达百余家,每年交易量上百万石。在德州有大批为漕运服务的人员,每当夏初漕粮抵坝之时,漕粮搬运工达几千人。德州市场通过运河转运返销的商品还有棉花、杂货、草编品、烟草、药材等,并随运河的畅通而繁盛了几百年。漕运带来了人流、物流、财贸流,德州旅馆等消费行业迅速发展。这些店铺均集中在顺成街、南关街、西关街、小锅市、北厂,以及河西刘智庙,几乎家家户户打锅饼、烙麻酱火烧,或烧羊肉,到处摆摊售卖。宣德四年(1429),德州被纳入全国33个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之列。
明清两代,德州南北政治经济往来频繁,留下诸多经典建筑,例如:明朝为方便接待明成祖朱棣建设的皇殿,明宣宗朱瞻基当太子时住的银安殿等。清代德州行宫,建筑宏伟豪华,园林造景典雅优美,各种门廊、房屋130间。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第一次驻跸新建的行宫,感慨奢侈之风,曾写《德州行宫示山东大小官吏》七律诗一首,以“未敢深宫自晏居,万民得所乐宁如”诗句告诫山东大小官吏。民间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四合院。如德州城内建设街的李家大院、吕家街的吕家大院、石芦街的芦家大院、丰华街的丰家大院等。这些四合院普遍规模大、功能多,除了居住外,很多院落中更是建设有山水园林,比较著名的有见可园、尊水园、罗仆园等,大运河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都慕名参观游览。
作为朝贡文化的一种,中国与东盟的交往最远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到明代发展到最高峰。明朝永乐年间,古苏禄国三位国王率领庞大的使团访问中国,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抵达北京,受到明成祖朱棣的隆重接待。在乘船沿运河南下归国途中,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剌不幸病逝于德州,明成祖亲撰悼文将东王择地厚葬,并允其亲属及侍从留居守墓。苏禄王墓也成为外国君王在中国唯一的有守陵村落的王陵,繁衍至今600余年,形成特色守陵村落。
毗邻德州城的南运河河道先后四次西移
明清卫运河段河道沿袭了元代,而毗邻德州城的南运河河道先后进行了四次西移。
第一次西迁因“洪武三十年截河湾而筑城”,对德州影响深远。当时,德州发大水,冲毁了简易的土城,为彻底解决卫兵居住事宜,卫都督张文杰、指挥徐福开始建设新的德州城。当时建城的砖除了来自被运河水冲垮的城垣外,主要是城南10公里左右沿运河的黄河故道官办砖窑,当年烧砖的窑场和匠人们吃饭的伙房,便是如今德城区黄河涯镇的“窑上”“伙房”“齐庄”等自然村的由来。德州城范围大体为今东方红路至共青团路,新湖路至迎宾路。德州城池形似靴,周长5100米,高12米,厚9米,护城河宽15米,深6米,城内面积2.5平方公里。德州城有五个城门,东为长乐门,南为朝阳门,西为定边门(明万历年间改为聚秀门),西北为小西门(又叫广川门),北为拱极门,平时很少开放,到了民国时候,更是封闭不启。第二次西移发生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德州出现了大、小竹竿巷,原址在今国际商贸城一带。彼时运河从上马头向东北而来,在近西城墙的竹竿巷西首拐弯,沿城墙向北。这一带,大竹竿巷、小竹竿巷、水官驿街形成商圈。第三次西移发生在雍正十二年(1734),因河道离城太近,侵蚀城墙,易生水患,所以改道。自皇殿(今桥口街西南一带)阻断东行河道,向东北取直,重开河道二百六十五丈(合800余米)直达小锅市,形成了今天桥口至小锅市段。第四次西移是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因皇殿一带河堤出现险情,直接威胁德州古城安全,在上马头筑坝,阻断旧河道,从三里庄往北取直,重开河道四百九十五丈(合1600余米)直达桥口,与原河道相接,即今天胜利桥至天衢桥段,原河道称“旧河”。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漕运全线停止。
民初,对于河道淤塞问题,德县政府在1917年实施了补救式河道治理,“德、恩、吴三县官绅会合,疏浚四女寺闸口,挑挖南支河。”1931年,《山东运河工程局施工大纲》颁布,其中涉及运河德州段的治水工程主要包括:疏浚徒骇河、马颊河、四女寺减河及老黄河(北运河)等举措。日军侵占德州期间,先后有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内河航运营业所、管船办事处等日伪机构管理和控制着德州的运河航运。
1946年6月德州解放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交通厅分别在临清和河北大名龙王庙设立广华运输公司、裕丰运输公司,购置物资运至天津以供给前线部队。1948年德石铁路恢复通车,德丰专用铁路延伸到德县兵工厂旧址的南墙根外(今德城区胜利桥北侧),不少物资部门在这里建立了仓库,形成了今天德州港码头的原貌。1951年,杨家圈弯道取直,初步形成今河道面貌。
依托大运河,打造“大德之州·好运之河”城市品牌
如今的大运河德州段为海河南系的干流,由卫运河、南运河组成,流经夏津、武城和德城区,全长127.8公里,其中,卫运河段82.8公里,南运河段45公里。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德州市把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厚植发展新优势的重大工程。2021年7月,作出了“东靠新区引领、西靠运河引爆,打造有吸引力、年轻人喜欢的城市”的战略安排。2021年8月,组建大运河保护利用指挥部,全面启动大运河德州段保护利用工作。2022年2月,德州市第十六次党代会提出“以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为牵引,打响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德州品牌”战略。
目前,由山东省旅游设计院编制的《大运河(德州段)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德州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方案》已经完成。由中国工程院崔恺院士领衔的中国建筑设计院规划团队完成《大运河德州段保护利用总体规划》《城区段城市更新规划》《重要节点详细设计》三个层次的规划,构建“一廊六片”总体布局,总面积约87.88平方公里,全力打造“大德之州·好运之河”城市新名片。“一廊六片”总体布局中,投资3亿元的德工文创园、投资25亿元的运河宜养社区、投资9亿元的九龙湾配套设施一期项目、投资3亿元的生态廊道项目已经于2022年6月17日举行了集中开工仪式。
千年水韵,滋养现代文明。德州深厚的历史文脉和繁华的现代文明,为打造“大德之州·好运之河”城市品牌奠定了雄厚基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出的时代命题,德州正在书写精彩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