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运河研究及学术反思

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四段，沟通五大水系，穿越8省、市，全长2700公里，其开凿之早、规模之大、里程之长在我国交通史、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上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关于隋唐大运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现了数量庞大且有分量的文章、专著及资料汇编，涉及运河历史及地位、漕运、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及生态环境变迁、文化遗存及开发保护、文化带建设等方面。概括来说，隋唐大运河研究的主要论域有以下三个方面：

隋唐大运河历史研究

对隋唐大运河历史的研究一直是热点，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主要包括运河的综合研究及其名称的演变、河道变迁、运河工程、运河漕运、历史地位等方面。一是综合性研究，史念海的《中国的运河》是代表之一，该著全面论述了大运河的发展历史；安作璋的《中国运河文化史》述及了各个时期运河的开凿及其与区域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的互动；另如《隋唐大运河的中心——洛阳》《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等也是精品之作。二是名称演变研究，有研究认为大运河的称呼“最早始于宋人”，是对隋唐大运河江南河的称谓，宋元以后，“人们又以地理的相对方位来指称大运河”。三是河道变迁研究，史念海、安作璋、傅崇兰、张秉政等先生的专著中对运河河道开凿及走向、变迁均有涉及；还有关于永济渠沁河故道、通济渠水溃遗迹等方面的考证研究以及以实地考察的方式对河道变迁进行研究等。四是运河工程研究，主要是对各段运河的具体研究，如对宋代江苏境内河工进行的论述及对引洛清汴工程作的历史研究等。五是运河漕运研究，与其相关的还有仓储研究。一般认为运河主要是粮食为主的漕运，大运河开通后，“以转运粮食物资为主要内容的漕运制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隋唐大运河沿线分布有太仓、正仓、转运仓、军仓、常平仓、义仓等几种仓储形式，其分布格局呈现出一个动态过程，反映了王朝发展状况。六是运河历史地位研究，学术界认为隋唐大运河在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带动沿岸城镇发展，加强中央政权对地方统治，巩固国家统一上具有重要地位。

隋唐大运河区域社会研究

关于隋唐大运河区域社会研究主要聚焦于运河沿岸城镇变迁及文化发展两个方面。关于前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分为总论与个案分析两种，其中总论类的有：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对运河沿岸城市发展作了全面研究，是第一部综论专著；王明德等的《从黄河时代到运河时代：中国古都变迁研究》认为中国都城文明发展经历了由黄河时代到运河时代的时空转换过程。个案分析主要是着眼于运河沿岸重要城镇的兴衰，如洛阳、郑州、道口、淮安、扬州等，论证了运河与城镇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关于后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文学艺术、民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如淮剧文化和大运河文化的大众性特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隋唐大运河作为唐代茶商的主要贩运之路，可视为唐代饮茶之风的北渐之路；卫河流域的河神信仰等。另外，运河与区域生态环境变迁也是值得关注的，如卫河流域的水灾与人地关系等。

隋唐大运河文化遗产研究

首先是对运河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等的研究，有学者指出大运河遗产具有整体性、体系性、活态性三个特征，其价值表现在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同时要从社会、文化、制度背景和文明模式的形态结构中寻找大运河遗产的价值。其次是对运河文化遗产的调查，这主要是通过考古与实地调查的方式进行，淮北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考古具有代表性，《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一书对其进行了全面论述；还有通过实地走访和调查，对皖北的运河遗产进行了详细耙梳，同时提出了保护策略。再次是对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研究，尤其是文化带建设研究，这是最具现实关怀的课题，成果数量较多，如余敏辉的《从地下走出的辉煌——世界文化遗产视野下的隋唐大运河安徽段》、任伟主编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等都从不同角度对隋唐大运河文化遗产利用及文化带建设进行了论述。

隋唐大运河研究的学术反思

隋唐大运河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学术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着不足之处，总体来说是“存在地区差异、冷热不均、深浅有别、物质与非物质不均衡、重史料梳理轻实地考察等问题”，较为突出地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运河研究理论方面较为薄弱，虽已提出运河学理论，但其完整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对其进行完善与发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二是京杭大运河研究热于隋唐大运河研究，对隋唐大运河研究的力度不够，二者之间出现不平衡发展的现象，且缺乏比较性研究成果；三是运河研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出现厚此薄彼局面，综合性、基础性研究尚需加强；四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参差不齐，重复性成果较多，需要注重理性规划与研究。

基于此，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继续加强基础研究与综合研究，深化学理探索，加强理论创新。以史料为基础，兼顾实地调查，理清脉络、摸清家底，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地理学、工程学、信息技术等不同学科进行全面、立体、客观研究，同时也要积极构建特色鲜明的运河学研究理论体系，在基础处、关键处、要害处做足文章，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二是活化运河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千年文脉。以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和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为契机，坚持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手抓，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与精髓，让流淌千年的运河文化“活”起来，实现“飞入寻常百姓家”，尤其是要统筹运河沿岸各个地域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及运河博物馆、展览馆、主题公园、生态廊道建设，以线串点，做好战略性规划，让大运河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三是注重比较研究，主要是与京杭大运河、国外运河相比较。正确认识隋唐大运河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理清其与京杭大运河的关联和区别，在二者的比较中推动运河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同时，还要借鉴外国先进的运河文化遗产挖掘、保护、传承与弘扬的经验，如比利时安特卫普运河体系、英国伦敦码头区、日本小樽运河等，以国际视角加强运河保护与开发利用。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