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只能用否定式的描述让他们的面貌浮现出来。他们绝不是陶渊明般田园牧歌式的隐居者,也并非梭罗那样远离城市,栖居在瓦尔登湖畔的自然主义者。水电网、外卖和快递仍是他们生活的必需品。
与依靠日结工资生存的三和大神不同,逃向这些资源枯竭城市的隐居者虽算不上经济富裕,但基本都有一定积蓄,其中还有不少人收入可观。
李颖迪书中的主角之一林雯一口气在鹤岗买下两套房,一套自住,一套开炸串店,每天卖七八单,就能实现“有限度的自由”。
可他们又和“逃离北上广,裸辞去大理”的数字游民不一样。在大理,总有流动的酒吧派对、社区分享、聊天随时展开,又随时结束。选择大理的人也许想摆脱一线城市沉重的社交负担,可总还是期待着与他人建立联结。
然而在鹤岗,人们表现出隔绝一切的决心。“喝奶茶会让我开心,靠垫能让我靠着舒适,猫能为我做它们所有能做的事情,但人不能。和人交往有什么用?”林雯曾这样说过。两人走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鹤岗街头,李颖迪试探地问:“但你一个人会不会……”话没说完,对方马上摇头:不会。好像已经无数次说服过自己:我不会孤独。
一定要说的话,他们与日本蛰居族——一群不上学、不工作、不社交,几乎不走出家门甚至房门的隐居青年——有不少类似之处,区别是日本蛰居族往往与父母同住,而对逃向鹤岗的青年们而言,家庭本就是他们想要逃离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图/受访者供图)
逃离一切,然后呢?
从某种程度来说,去鹤岗,也是李颖迪“蓄谋已久”的一次逃离实验。书写《逃走的人》,则是对她本身生活境况的回应。
鹤岗,这座位于哈尔滨东北约300公里的城市,以其房价之低,成为了中国地级市中房价洼地的代名词。“鹤岗化”一词随之流行,象征着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与房价的超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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