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比较激烈的反抗，发生在她被卖到洗浴中心的头几天。被关在漆黑一片的房间里，她拼了命地捶门、大喊、尖叫。渐渐地，她没力气反抗了。如今她想不起来当时有没有条件逃跑，洗浴中心的大门敞开没有。她说，即便敞开，也没有胆量跑。前后15天，李佳被三四十个男人侵犯，她形容自己就像机器一样运转。
放弃反抗也意味着绝望。在洗浴中心，她的手机被没收，没法求助。那几天，父亲来找过她几次拿钱，走之前威胁她“敢跑就杀了你”。一想到母亲的个头也不过1米5，根本干不过父亲，她就陷入孤立无援的绝望。
只有一次，希望的曙光照亮过她。8月20日，在被送到洗浴中心的第五天，犹豫再三，她选择相信母亲一次，借了一个手机向周弘拨出了求助电话。
接到电话的母亲报了警。在民警的帮助下，李佳被解救了。从洗浴中心出来，她光着脚，立刻扑在母亲怀里，哭得厉害。面对民警和母亲一连串的疑问，她什么也没有说，坚持要回到父亲那。
为什么要回到父亲家？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困境。李佳着急地解释，“他说我不能回家，否则会把我和妈妈都杀死，我真的信”。此后的很多次，面对民警、律师、记者的质疑，她都重复着同样的话。
李佳的顺从换来的是侵害的再次升级。调查笔录显示，8月22日，在回到父亲家的第三天，王珍说带她出去“溜达”，那时李佳还以为她终于可以回家了。但她再次被卖到了另一家洗浴中心新圣洁。9月2日，经过母亲的不懈努力，李佳第二次被救出，带到了派出所。那时她已经在新圣洁待了10天了。
父亲的威胁即便在派出所也如影随形。在4份警方的调查笔录里（2005年9月5日、9月29日、10月10日、2006年3月18日），母亲不在场，李佳被迫撒谎，说是自愿的，“我已经被父亲吓得精神不太正常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另外5份笔录（2006年3月14日、3月16日、4月5日、4月10日、5月11日），李佳提到了“不同意”的字眼。而这5份，下面都有“以上情况是我在场的情况下完成”的周弘亲笔签字。
爱意深厚时，恨亦随之加深。在绝望的重压之下，即便是血脉相连的亲情似乎也变得脆弱。这是一则关于一位父亲郭强生，在极度困境中所做出的悲剧选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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