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后，随着华盛顿适应新冷战的现实，缓和局面可能再次被鹰派破坏。共和党政客喜欢将他们的对手描绘成对中国态度软弱，就像他们的前辈在上世纪70年代描绘他们的对手对苏联软弱一样。例如，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就声称拜登“对中国纵容和绥靖”。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也指责拜登“软弱”。

这些指控不足为奇。对共和党人来说，重新援引里根的精神并重演他对缓和的批评更具有诱惑力。但两党都有可能误解了70年代的教训：共和党人倡导毫不妥协地全面遏制中国，但他们可能高估了美国在对抗中能够取胜的能力；为了回避事态升级，拜登政府可能低估了威慑作为缓和关系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基辛格战略的本质在于，鉴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状况和美国公众舆论影响，或是苏联所称的“力量对比”，将联系与遏制结合在一起是明智的。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类似的结合，尤其是与北京的力量对比相较于莫斯科更有利时。

濒临绝境

如今，许多较为理性的学术界人士，在批评基辛格时不会抱怨苏联从缓和关系中得到的好处比美国多。相反，他们认为基辛格屡屡犯错，用冷战的视角看待每一个问题，把每一场危机都当作是与莫斯科斗争的决定性因素。正如历史学家尤西·汉希马基（Jussi Hanhimaki）在一本长篇巨著中写道的那样，基辛格认为“如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法遏制苏联政权，那么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也应去达成”。

这种批判反映了近年来历史学家为关注生活在受到冷战影响的国家民众所遭受的苦难而做出的努力，却低估了苏联在第三世界对美国的威胁程度。无论“狡猾”的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对基辛格说了什么，克里姆林宫都没有把缓和关系视为战略掩护，以取得超越华盛顿的优势。正如1971年提交政治局的一份报告明确指出，苏联希望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不要造成直接对抗的危险”，但这样做的原因只是让华盛顿“认识到西方需要实现苏联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报告呼吁政治局“继续利用美国政府的客观利益，与苏联保持接触和举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