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西苑，是指皇城之内西苑门一线与西安门之间的广大区域。其间除布列众多的内府监局之外，主体为皇家苑囿，较之清代仅以三海区域为西苑，范围要大得多。自永乐时起，明廷在这片区域即不断地有营建活动，高峰期则当属嘉靖朝。西苑在明代政治中的地位，自北京紫禁城建成后，也以嘉靖朝最高。自嘉靖中期世宗移居西苑至其去世的近三十年间，这里是明帝国的政治中心。西苑因此受到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的关注。目前研究成果最多的，是其布局复原和营建过程。先后有单士元、徐苹芳、周维权等学者为此努力，他们完成的详略不等的西苑复原图，为直观认识西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嘉靖帝的道教活动对西苑意象的塑造以及对当时物质文化的影响，近年也有宗教史学者探讨。对于此期明廷高层政治，学者熟知的是阁臣与武臣、佞幸道士的相结与利用以及阁辅之间的倾轧等内容，以世宗移居西苑为常识，对于日常政治的运行，尤其是如何在西苑这个新的地理空间内展开殊少关注。而当我们将目光转移至此，会发现以下问题随之而来：随着核心决策层活动场所的变动，内外廷沟通的具体路线又会怎样变化？现有的西苑复原图是否足以将此一一落实？西苑入直人员的构成，是否使此期的政治核心层出现与其他时期不同的特征阁臣入直西苑后，直庐与内阁之间关系如何？弄清楚这些问题，对深化嘉靖中后期中枢政治、西苑地理及二者关系的认识，当不无助益。

其实稍加细究，关于世宗移居西苑的时间、“壬寅宫变”发生地的传统认识即非无可修正。这是西苑地位提升的起点，本文就从这个问题谈起。

一 明世宗移居西苑及西苑入直的常态化

明世宗从大内迁居西苑仁寿宫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壬寅宫变之后。这几乎是嘉靖末以来的共识。《明世宗实录》载，“自壬寅宫闱之变，上即移御于此，不复居大内”。沈德符也说：“世宗自己亥幸承天后，以至壬寅遭宫婢之变，益厌大内，不欲居。或云逆婢杨金英辈正法后，不无冤死者，因而为厉，以故上益决计他徙。”此说影响很大，但实际上并不准确。宫变的地点就是西苑，而非紫禁城中。

关于壬寅宫变的地点，由于史料记载大多含混，不免引起疑问，无园和王子林曾专门考证，结论都是大内乾清。不过这仍是推测，并无直接的史料依据。研究者常引张合的《宇载》为证，但《宇载》只分别记载了司礼监张佐审办杨金英等人的题本和乾清宫的结构，这两条之间并无关联，不能强为捏合。其实《今言》记载名医许绅医治宫变后的明世宗时明确说道，“嘉靖西苑宫人之变，圣躬甚危”，可见事发地是在西苑。如果嫌《今言》此话证据不坚，可再举当时人王同祖的奏疏为证。王同祖时任国子司业，宫变发生后不久，他上疏世宗，建议“还宫”和“改元”。疏中说：

臣伏见皇上近岁恒居西苑，臣以为西苑僻在一隅，宫墙浅隘，岂万乘临御之所。近者致变，可为寒心。臣愿皇上入居乾清宫。

这条最直接的证据之前一直未被学者注意。《五龙山人集》在此疏之后还附录了一份《辟雍纪事》，详述王同祖的上疏背景：“嘉靖壬寅十月朔，国子监司业王公与祭酒张公同至西苑，道经皇上所居万寿宫，因见宫墙浅隘，门禁疏简，官员人等往来出入无常。公意惕然……是月二十一日，忽有御寝大变，圣上几危获安。尔后大臣、台谏但疏入慰安庆贺而已，司业公因竭忠发愤，草奏未上，犹俟有言之者。至十二月十五日以后，竟无敢言之人。公遂以死自誓，以体元、居正二事委曲讽谏，冀移上心。”王同祖上疏后被勒令为民，可能是出于避讳，“实录”中未记王氏的上疏和下场，以致后世纷纷猜测。现在有了这份证词，宫变之地已无可疑，而且在此之前的数年，世宗已经“恒居西苑”。王子林对事变之地在曹端妃住所、宫女何以能迅速通知方皇后有疑问，这也容易解释，当时世宗宠信的后妃也都迁居西苑仁寿宫，居所之间不像紫禁城中相隔那么远。这一点也有证据。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册封张、马二氏为妃，册封仪仗队和执事官自紫禁城出发，“由右顺门至迎和门”，进至二妃寝宫行册礼，礼毕，“淑妃、贞妃各具礼服于仁寿宫，候上服皮弁服，升座，皇后亦具服升座”，向帝、后行拜礼。仁寿宫即西苑仁寿宫，迎和门是出入仁寿宫的大门。册、拜礼都在仁寿宫而非大内举行，说明此时帝、后和二妃都居于西苑仁寿宫。此时离宫变还有八个月。

沈德符以来的旧说虽不成立，但也有一点没说错，即世宗确实不喜欢乾清宫。即使在西苑险些遇弑，面对王同祖的还宫请求，世宗仍认为“乾清宫不祥”，可证沈德符所记“说者谓世宗以禁中为列圣升遐之所，意颇疑惧”有据，而且世宗的这种想法由来已久。王世贞曾考察过世宗居于西苑和命亲信入直的时间：

戊戌（嘉靖十七年），上奉慈宁泛苑海，召郭翊公勋、李夏二少傅、顾少保从。后多居西苑斋宫，而四臣与今分宜相不时宣召，至夜分，多寓宿内侍，未有直庐也。己亥（十八年），始赐无逸殿左右厢分居，多应制供玄坛青词之作。

王世贞认为，嘉靖十七年（1538年）以后世宗就时常居于西苑，十八年（1539年）之后常态化。以当时情势忖度，此说可信。嘉靖十七年末世宗生母章圣太后去世，世宗怀疑与孝宗张后有关，明人传章圣太后病时，“上欲奉圣母往居旧邸”以避张后，此虽不能确证，但张后崩时，帝谕礼部：“昨自十七年秋事，不得不自防爱，以爱宗社，历代之迹可见，朕故不敢躬请问安。”说明世宗确有提防心理。由于世宗早就认为“乾清宫不祥”，又有生母去世的心理疑惧，嘉靖十八年春巡幸故乡回京后迁居西苑，也就顺理成章。

世宗移居西苑仁寿宫，政治中心随之转移，阁臣如果还在左顺门内的内阁办公，文书传递颇为不便。世宗日事玄修，也需要词臣应制青词。因此，世宗让他们都改在仁寿宫附近的无逸殿上班。现可在这些人的文集中看到他们在嘉靖十八年至二十一年之间宿直的记录。夏言记有嘉靖十八年七月邵元节去世后世宗急命作祭文的情况：

嘉靖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夜半，御札出自禁中，至朝房已四鼓。是日秋享，即起具祭服，入太庙捧主至庙门。群臣未至，乃于门限笼灯下作此，不满三刻水而五篇稿成。疾驰至西苑，天始明，令中书张电、吴笻等就无逸殿书进。上在仁寿宫，竟夕尚未寝，已两问太监温祥“夏言有本来未”。

可见嘉靖十八年七月世宗在西苑仁寿宫起居，夏言平时也应在无逸殿，因行秋享礼，所以当日居于朝房。次年辛丑殿试，严嵩“三月十七日直宿无逸殿，奉旨同阁老翟公详定进士试卷”。至十一月庶常馆选，翰院印张邦阅卷，张氏有诗云：“缄书向夕呈西内，披阅仍劳圣折衷。”嘉靖二十年（1541年）的除夕，夏言仍在西苑宿直，作《望江南》词，其中有“幞被未离西苑直，佩环方候紫宸朝”之句。嘉靖二十一年春，世宗又另赐夏言直房，夏言有诗“志感”。“嘉靖壬寅（二十一年）三月四日之夕，勋辅同嵩五臣直宿西苑。时雨适澍，上诏赐酒于仁寿宫中”。因此，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夏言被罢职闲住时，世宗敕谕礼部，有“卿五六人累年供事内苑，赞诚左右”之语。“累年”，自嘉靖十八年算起至此已有四年。其实世宗居西苑和亲信大臣入直的时间还可以再往前追溯。夏言有《五月九日侍上泛舟金海》诗，其中有云：“应制昔年题宝月，直庐今日卧豳风。”又有《西苑晩步》诗，其中有云：“直庐夜照金莲炬，绝胜青绫卧玉堂。”这两首诗都作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不过常态化是在嘉靖十八年之后。

自此直至去世，除极少数重大典礼以及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围城时一御奉天殿外，世宗未再返回紫禁城，西苑成为王朝中心，入直人员构成了政治核心层。此期核心层的构成与其他时代相比有其特色，空间转移也使文书传送等内外廷沟通路线不得不变。以下就从“人”和“地”两方面来做考察，先论核心层的构成及其特色，次论西苑地理及内外廷沟通路线。

二 西苑入直人员的构成

明世宗在西苑的主要活动是处理政事和“玄修”，他需要助手来完成这些政治与宗教活动，于是一批朝臣的上班地点被改至西苑，形成了西苑入直制度。入直人员按其身份，包括文武大臣、司礼监及文书房系统的宦官、两房两殿中书及道士方士。这些人有大致的分工，但不绝对。文武大臣特别是阁臣、宦官及内阁两房中书是明代中枢运行机制的组成部分，主要负责政事处理，同时文武大臣都需要应制青词。道士方士和两殿中书主要从事宗教活动，但其中不少人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文献记载这几类人中的焦点是文武大臣；佞幸道士也不少，他们参与政争的事迹为众熟知；宦官较少，因嘉靖一朝对宦官的管控最为严格，对朝政的影响很小；中书官不乏轶闻，但他们地位较低，也无关大局。因此本文仍以入直的文武大臣为关注对象，他们是最重要的入直人员，上引世宗敕谕中提到“卿五六人累年供事内苑”，这“五六人”即是。他们的构成也确实能反映嘉靖朝政治核心圈的特点。

嘉靖十八年至四十五年（1566年）入直西苑的文武大臣名单，王世贞有详细开列，并做了分类：

太师郭翊公勋、太师朱成公希忠、太保崔都尉元、太傅仇咸宁鸾、邬都尉景和、少保方安平承裕、太保陆都督炳、太保陆都督希孝。已上勋、武臣。少师夏殿学言、少傅翟殿学銮、少师严殿学嵩、少保费尚书寀、宫保张阁学治、少傅李殿学本、少师徐殿学阶、欧宗伯德、宫保李太宰默、宫保王宗伯用宾、少保吴宗伯山、少傅袁殿学炜、宫保严殿学讷、少保李殿学春芳、少保郭殿学朴、尚书高殿学拱。

这个名单非常完整。此处王世贞将入直官员分为文武两大类，他在另一处又从勋、武臣中区分出“亲臣”，指崔元、邬景和与方承裕，划分得更为细致。文臣其实也可按是否阁臣再做细分。

王世贞这份名单的缺憾是没有时间线索，这样不仅不知道每个人的入直时间和入直时的身份，也不易看出同期入直者的构成情况。故先将诸臣入直和罢直情况制为表1，再对相关问题进行说明。

这个绝大部分时间内由勋、亲、辅臣和部臣构成的权力核心，与明代其他时期相比，有其特点，但又不太出格。为说明这一论断，我们首先应确认西苑入直者确实是当时的政治核心圈。其实这在当时不仅朝臣皆知，就是在北京短暂逗留的朝鲜使臣也观察到了。嘉靖二十一年初，朝鲜使臣李霖由北京回国后，向国王汇报“中朝闻见”说：“皇帝一不视朝，御西成宫，阁老夏言、翟銮、礼部尚书严嵩及一驸马、一伯等，使不离阙内，不时召对。外人目为五宠臣。”“西成宫”，《朝鲜中宗实录》中又作“西城宫”，即指西苑。李霖说的驸马即崔元，“伯”则有误，应是成国公。当然，认定他们是政治核心圈的主要依据，还是这些人在皇帝的许可下参与与本职无关的核心决策，用徐阶为欧阳德所写神道碑文中的话说，就是“召直无逸殿，时同勋辅诸臣奉赐札，与闻大政”。这本来是阁臣才可享有的议政权。徐阶所说的这种情况，在文献中有多例可征。嘉靖二十年御史杨爵上疏言朝政之失，世宗大怒，谕在直诸臣禅位之意，称他们是“卿六人亲信”，六人只得惶恐以对。次年七月，蒙古犯宣府，世宗谕在直四臣“入计御胡事件”，严嵩“同诸臣具疏上闻”外又独自入对，严嵩特别记下“时嵩为礼部尚书”。其后的徐阶也是以礼部尚书入直，庚戌之变和其后的京营改制、马市之议，也与其他入直者一起承谕入对或疏对。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工部侍郎赵文华和致仕侍郎朱隆禧先后疏陈御倭之策，世宗以二疏“谕在直八臣”。此事引发皇帝对兵部尚书聂豹的不满，认为“豹年衰，不胜本兵重任”，命入直者“详论”，严嵩因有《圣问在直八臣同对》，可见入直者也参与了兵部尚书人选问题的讨论。王世贞述及上举嘉靖二十一年七月严嵩奉谕陈边备一事时特别强调：“时边警告迫，上以嵩非所职而咨询之。”上举诸事中，除了在直的阁臣职当预对，其余诸人均“非所职”。当然也应强调，除了阁臣之外的其他勋亲、文臣，“与闻大政”是被动的，前提是皇帝咨询，他们不能参与票拟，因此参与决策终究受到很大限制。

明确了入直者确实是当时的政治核心层，就可以讨论这个核心圈的人员构成：勋臣、亲臣、阁臣与部臣。世宗很早就表现出并用这几类人参与决策的倾向。阁臣不必论。勋臣郭勋在嘉靖前期政坛的崛起，已为研究者注意。大礼议后嘉靖帝对礼部尚书的看重也是人所共知。嘉靖九年（1530年）之后的历次礼制改革，世宗经常采取的手段就是先与这几人商议妥当后交赴外廷会议，形成决议，付诸实施。如嘉靖十七年以生父称宗祔庙，即将御制《明堂或问》先“就卿五臣看了”，然后“遍给与议群臣，限十日内再会议来闻”。“五臣”指阁臣李时、夏言，勋臣郭勋、朱希忠及礼部尚书严嵩。这与其后的首批入直者相比，就差崔元一人了。崔元尚宪宗永康公主，是赴安陆奉迎兴世子入京者中的一员，与世宗相识甚早，以迎扈功进封京山侯。但崔元真正进入世宗视线，则要晚至嘉靖十八年南巡。南巡途中围绕世宗左右的就是郭勋、朱希忠、夏言、严嵩和崔元五人，因此这次南巡可视为稍后西苑入直的“预演”。入直制度的形成，使得这种格局更直观地展现在朝臣面前。世宗有意维持这种格局，其表现就是各类人物都有明显的前后接替关系。

世宗对朱希忠的属意就开启了对这种格局的维系。他用朱希忠，似乎就是在为郭勋找“接班人”。朱希忠21岁袭爵，时为嘉靖十五年（1536年）。他得到世宗青睐，据张居正说，始于袭封之时：“初拜表谢恩，世宗望见王丰度秀整，独伟视之，自是遂被恩顾。”前述嘉靖十七年明堂改制时朱希忠已在皇帝的心腹之列，张居正之说应无大误，但“丰度秀整”似非主要原因。成国公父子在此前的大礼议和礼制改革中都无表现，因此除了世宗有意为郭勋准备接替者外似无更好的解释。当然朱希忠本人确有为世宗欣赏的素质。嘉靖十八年南巡，渡过黄河后世宗“亲制七言绝一章”，命随侍的夏言、朱希忠和崔元奉和，“时希忠与元亦以次和进，俱称上旨。而希忠年最少，臣（夏言）与元初不知其能诗，希忠谦逊不能。上促之再四，且曰：希忠似能诗者。希忠果书所作以进，上喜甚，曰：勋臣中如此人才，可谓绝少”。朱希忠为人谨慎，郭勋倒台后遂成为世宗最亲信的勋臣。他比世宗小了近十岁，因此世宗没有再为他寻找接班人。后来世宗宠臣陆炳去世，朱希孝能够接替入直，很大一部分原因应该就是他是希忠的弟弟。至于陆炳受宠，是因陆氏父子与世宗有藩邸旧谊，而且南巡途中陆炳又曾救皇帝于火灾之中，无须赘论。入直的勋、武臣中，仇鸾是个异类，他先因构陷夏言、曾铣，与严嵩、崔元相结，继因庚戌之变中的表现受到世宗赏识，获得入直资格。不过他边将色彩浓厚，入直后也常带兵在外，又与世宗宠臣严嵩、陆炳相倾轧，卒至身死族灭。

再说亲臣的接替关系。崔元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去世，三十三年（1554年）七月才选邬景和与方承裕入直，相隔似久。不过此前世宗已在酝酿，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严嵩的一份密揭中提到：“伏蒙密谕，昨说添直之臣，待大节行。又驸马之用，皇上恩处周至，曲体人情，臣谨已仰悉。”是否始于更早，史料不足，不得而知。新入选的邬、方二人，邬景和尚睿宗女永福公主，于世宗为亲姐夫，方承裕是世宗方皇后的亲弟，二人在众多外戚驸马中与世宗关系最近。方氏入选纯粹是靠这层关系，邬氏则和崔元、朱希忠一样，还有不乏文学修养的原因，世传其八山叠翠诗和包山叠翠诗，清人龚炜评价：“萦转成文，清新可诵，巧制也。”不过也正因此，入直后“会当撰玄文，景和以不谙玄理辞”时惹得世宗不悦，才入直两月就被黜革。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严嵩又有密揭与世宗商量入直和文撰人选，提到“诏系亲臣，性亦平实”。“诏”指谢诏，尚世宗亲妹永淳公主，与邬景和身份一样。看来世宗曾打算让谢诏入直。虽未实现，但可说明世宗确实有维系入直者中当有亲臣的格局。

最后是文臣。文臣中有三种现象值得注意：一是此期存在着西苑直庐与内阁分立的情况，二是礼部尚书的特殊地位，三是世宗为入直文臣准备了“预备梯队”。阁臣问题我们放在后面专门讨论，先讨论后两点。先说礼部尚书。严嵩之后的嘉靖朝历任礼部尚书，除张璧、二十七年（1548年）年底署印一个月的孙承恩和最后一任尚书高仪之外，其余11人全部被选入直。其中，严嵩、徐阶、袁炜、李春芳是以礼部尚书入直；而后入阁并继续入直。严讷是由礼部尚书升任吏部尚书后入直，而后入阁；高拱是由礼部尚书入阁后入直；费寀、欧阳德、吴山、董份的仕途止于宗伯，王用宾改南京吏部，但时人称费、欧、吴三人有入阁之望：费寀，“戊申八月加少保，盖是时公受上殊眷，即有爰立之命”。欧阳德，“时同勋辅诸臣奉赐札，与闻大政，中外咸庆喜，以为且爰立”。吴山，“吏侍郭公某以三品六年考满，吏部引奏，上谕分宜曰：‘郭某淹矣，得非以撰直之故迟之乎？旧时有四阁臣否？’意将用高安公入阁，以郭公代为礼书也。外庭颇宣传其事”。“高安公”即吴山。这倒不是时人夸张，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徐阶请补阁臣，“蒙答谕：今只以直赞卫者代用”。最后就是选了在直的严讷和李春芳。说明世宗确有此倾向。直赞者如非早卒（费寀、欧阳德），或开罪皇帝（李默、王用宾、吴山、董份），入阁会是大概率事件。加上未获入直却成为阁臣的张璧，这30年间的礼部尚书几乎全员进入世宗的政治核心圈。徐学谟称，“上素宠礼部在吏部上”，确然。

部臣入直其实影响到了正常的行政运行，因为入直者往往数日不得离直所，如严嵩所说，“其始间日或三五日一赐出沐，其后留直，每逾旬日”，这在阁臣犹可，在尚书则必然影响行政。部事如何处理，时人记载有两种方式。一是赵用贤记严讷任吏部尚书时，“晨则出理部事，夜则供撰其内制文字”。二是嘉靖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任祠祭司郎中的徐学谟记当时礼部的办法如下：

高安公既召入西苑撰直，或经旬累月不出。上恐妨误部事，有旨令两侍郎分理常件，唯紧要者关白尚书行之。于是两侍郎轮日进部升堂，知印诣西城请印，印已，仍送入西城。忽一日，西城请印不发，予诣高安公所问之。公变色曰：“吾宁负同僚，不敢负朝廷。部印岂可用之私室者乎？今满京城皆礼部伪札，此何来也？一札重者货数十金，轻亦数金。或其家人为之，乃乱政甚矣，亦谓之同寅协恭哉！”自是两侍郎以不发印故，揣高安公已得其阴事。而又被旨，不敢不进部，第画公座放牌而已，大为惭沮。

“高安公”指吴山，这期间的“两侍郎”为茅瓒和袁炜。如果徐学谟所记为眼见实情，这种事的影响确实比较恶劣了。嘉靖四十四年徐阶请世宗考虑吏部尚书人选时建议，“吏部者不必拘于直撰之臣，缘部中事务繁多，直撰则照管不能周也”，也是考虑到尚书在直必然影响到部务处理。

入直文臣有一个“预备队”，即所谓“玄撰”人员。入直诸臣特别是文臣，都有撰写青词的重要任务。嘉靖三十三年，世宗可能鉴于入直文臣总需处理大量政事，青词供应不够及时，命“择侍从文学之职四人，不之直，只撰述文帙”，从此开始了入直和文撰两类选拔。文撰人员共选拔四次，凡十人。三十三年七月，选程文德、闵如霖、郭朴和吴山。三十四年二月上疑程文德“所撰有暗欺”而改其官于南京，补入茅瓒和尹台。三十四年十月世宗疑闵如霖贺疏有谤语，罢其玄撰，止供本职，补入袁炜、严讷和李春芳。三十五年四月，吴山升礼部尚书入直，补董份。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全部出身词林，被选入时职务清简（最繁的是吏部侍郎郭朴）。世宗很关心这些人的仕途，嘉靖三十五年四月，严讷、李春芳因“玄场供事”特升翰林学士，八月“谕份与撰文，玄场供职，兹可进一官，彼与讷事体相同”。三十八年（1559年）八月，“谕朴等六员勿以文撰累其转进”，严嵩答曰：“朴等资格，惟吏、礼二部及内阁缺方可推用，今皆无缺。”嘉靖三十三年后的十名玄撰人员中，有六人是以吏、礼二部尚书的身份入直或入阁的。吴山之后的入直者，除高拱之外全部出自文撰人员。这就难怪当时“官词林者多舍其本职，往往骛为玄撰，以希进用”了。

不居正宫，世宗和其堂兄武宗并无区别。但世宗的政治核心并不明显背离明朝政治的常态，入直者中阁臣仍是中心，入阁途径也是明代常规的由词臣而部臣、最后入阁之路，不过在嘉靖三十年代之后增加了“玄撰”一环而已。其他人也是官僚系统的上层，恶性干预政治的现象很少。这是嘉靖朝政治不像正德朝豹房政治那样受到严厉批判的主要原因。

三 西苑直庐与内阁

世宗虽然有意保持西苑入直者的勋（武）、亲、阁臣及尚书的格局，但中心还主要是阁臣，其余只是在皇帝允许的情况下有限地参与决策。阁臣直于西苑，严嵩说：“上尝谕曰：‘召卿等入，以便于票拟耳。’故凡视草代言，阁中事务，悉于此供办。委寄繁重，宠遇隆渥，非前代故事所可拟也。”既然如此，则宫城中的内阁应该被“空壳化”了。沈德符就说，“阁臣亦昼夜供事，不复至文渊阁”。但实际又不全然，嘉靖二十年代有不获入直西苑的阁臣，嘉靖四十年代则有阁臣轮直禁中文渊阁的情形。

入阁而不入西苑，有许讚、张璧、张治和李本。四人又可分为两类，许讚和张璧都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九月入阁，次年八月张璧卒，十一月许讚革职，二人始终未获入直。张治和李本嘉靖二十八年二月入阁，至六月与礼部尚书徐阶一起入直。王世贞记，许、张入阁，“然不获入直应制，嵩事取独断，不复相关白，墨墨而已。讚至自叹曰：何必夺我吏部，使我傍睨人”。张治和李本获准入直前，“时上居西苑斋宫，独分宜直侍，机政咸趣之。公日入文渊阁，默默无所为，则手录国史之有关于馆阁者，凡十余帙。居久之，上始召公与张公偕入直，赐金帛酒馔甚备。于是机政稍稍与矣”。李本所辑有关馆阁者“十余帙”，后以《馆阁类录》之名刊刻，今存。凡此均可见未获入直的阁臣权力大被削减。

李本之后的入阁者有徐阶、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和高拱，前四人是入阁前已入直，郭、高入阁后入直，西苑直庐与内阁本可合一，但实际上并不如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二十七日徐阶奏：

明日臣炜奉谕出直。臣思每日发下章疏，炜职当票拟。夫票拟一件，所以上代天言，必须会同以致其公，商确以致其当。若如近年专于一己，决于独见，则揆之理法，皆为未宜。臣炜兹出，例该辰时入阁，申时出阁。伏乞圣明容臣于每日未时之末会炜由阁到直，将各章疏公同票拟毕，乃还家。庶臣愚获少逭咎戾，而炜于皇上出入之命，亦无所违。

当时严嵩刚刚罢职，内阁只有徐阶和袁炜二人。“臣炜奉谕出直”，似乎这时世宗命袁炜仍回内阁上班。但章奏票拟都在西苑直庐，徐阶惩严嵩新败，不欲一人专票拟，因此请示让袁炜申未之交出阁后到西苑公同票拟。世宗何以忽然要入直的阁臣往内阁，不详。郭正域为高拱所作墓志中记：“阁臣入直西苑，自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无事在阁。世皇谕阁臣曰：‘阁中政本，可轮一人往。’徐文贞竟不往，曰：‘不能离陛下也。’袁文荣亦不往，曰：‘不能离陛下也。’公正色问文贞曰：‘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与李、郭两公愿日轮一人诣阁中习故事。’文贞拂然不乐。”郭氏所言不知所据，也不尽准确。袁炜纵不愿往，徐阶奏疏说明事实上亦不可能。而且墓志这段叙述很容易使人误解这是徐阶、袁炜、李春芳、郭朴和高拱同时在阁，其实李、郭、高三人都是在袁炜告归后才入阁的。不过郭正域所记“阁中政本，可轮一人往”，袁炜之例可证其言不虚。

阁臣的权力就体现在通过票拟参与决策，票拟既在无逸殿直庐完成，则无论是未获入直西苑的许讚和张璧、入阁后到入直期间的张治与李本，还是嘉靖后期轮往阁中的袁炜等人，“阁臣”的含金量不免大打折扣。王世贞记许讚有“何必夺我吏部”之叹，事或未有，理则不虚。但现在还不清楚这些不入直的阁臣在内阁所做何事，也不清楚世宗何以要让阁臣轮往阁中，只知嘉靖十八年至四十五年间内阁与西苑直庐不时处于分裂状态。以常理度之，分裂时应有分工，只是详情还有待考索。

世宗常居西苑时期皇帝与阁臣的政务处理方式与其他时期大致相同，仍然是文书流转、票拟批答、御札疏对。不同之处，一是世宗会命入直诸臣一同参拟，其次则是因君臣办公场所转移引起文书传送路线随之而变，以下就将视点移至西苑地理方面。

四 仁寿宫的格局和直庐之位置

嘉靖时期太液池东西两岸改造和兴建了数处宫殿建筑，而且多数道教色彩浓厚，不过世宗和入直诸臣的日常生活和办公场所还是在仁寿宫区域。以往的西苑复原图较少关注这个当时政治核心所在的内部布局情况，我们将此作为主要任务。

仁寿宫位于中海西侧、西安门和棂星门一线以南，向无疑议。仁寿宫原为永乐时期的西宫，后来长期闲置。嘉靖十年（1531年），世宗命修缮宫殿主体，另于周边建造附属殿亭。这些附属建筑，当时的礼部尚书夏言对其名称及占地有过统计：“建造帝社稷坛、无逸殿、豳风亭、省耕亭、恒裕仓、省敛亭并御路、稻池界境、粮场及蚕宫、各衙门直殿、碾磨农夫农器房屋，占用一顷二十亩一分七厘。”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更仁寿宫名为永寿宫。嘉靖四十年（1561年）十一月，永寿宫火灾，随即重建。这次火灾只限于永寿宫内，附属建筑未被波及，因此重建的只是永寿宫。次年三月建成后更名万寿宫。也就是说，自嘉靖十年之后这片区域的布局一直没有大变，嘉靖四十一年新落成的万寿宫与原来的仁寿宫（永寿宫）结构也基本一致。因此，本节就把注意力放在复原嘉靖十年整修后的面貌上。

复原嘉靖十年的仁寿宫及附属建筑布局，最重要的依据是三篇文字：李默的《西内前记》、明世宗的《无逸殿壁叙》和廖道南的《帝苑农桑赋》。李默游记作于修缮的过程之中，世宗和廖道南的写于整修完成之后。现据这三篇文字，将仁寿宫区域复原如下图（图1），并说明该图依据。以下所引这三人文字，俱出此三篇，不一一出注，请读者鉴谅。

仁寿宫的宫殿结构，李默载，宫有正殿，他游览的时候正在装修，“黝垩彩绘圬墁，梓匠百工鳞集，执艺以趋”。正殿之前为前殿，“凡十一楹，二陛以降”，又“正南为门者三，题曰‘仁寿宫门’”。这是中轴线上的建筑。东西两侧分别建有寝宫，廖道南曰：“东有万春、丽春、永寿、长春，接珍膳而五谷馨；西有延寿、景福、安喜、仁和，豫延和而百禄多。”前述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册张、马二妃于仁寿宫，这二人应该居于东西寝宫中的某一所。嘉靖四十一年复建后的万寿宫仍是东、中、西路的格局，东西仍各四宫，中路则多有添建。

仁寿宫附属建筑中重要的是无逸殿、帝社稷和先蚕坛。三者与仁寿宫的位置关系，李默载：“（仁寿宫）门外西南数十步，筑神祇坛，方可十步……直东为帝社坊，凡驾临享，特驻此坊。东北为无逸殿，殿南为豳风亭。”廖道南记：“无逸殿于仁寿宫之前。”世宗曰：“宫门外之东建殿亭一区，殿曰无逸，亭名豳风，围以小厦垣墙。”故可知帝社稷和无逸殿都在仁寿宫南，而且帝社稷在仁寿宫门外西南，无逸殿在宫门外之东，又在帝社稷东北，那么这两处建筑的方位即可判定。再结合世宗之文和廖道南“建无逸殿于仁寿宫之前……于殿之前，亭曰豳风”的记载，殿亭方位也可以确定。三人均记先蚕坛位于仁寿宫北，世宗“置蚕室于迎和门内之北，立先蚕坛于此”的描述更详细。有蚕需植桑，廖道南记曰：“种桑之园，则于彼宫垣之西。”是桑园在仁寿宫西侧隙地。先蚕坛原先规划建于安定门外，后因皇后出郊不便，世宗命改建于西苑。在筹建西苑先蚕坛时，世宗萌生并建土谷坛的想法。因此，西苑帝社稷、先蚕坛、仁寿宫的位置关系同社稷坛、计划建的先蚕坛、紫禁城三者的位置关系完全一致。清初高士奇载无逸殿和豳风亭为南海附近的乐成殿、涵碧亭所改，又记“亲蚕殿在万寿宫西南”，俱误。而且这两个错误又误导了后世学者。单士元将帝社稷放在仁寿宫西、大光明殿东，将无逸殿和豳风亭放在大光明殿之西，亦与上引记载不符。

迎和门在西苑仁寿宫这个政治空间中非常重要。其位置，廖道南记其在“仁寿宫之东”。世宗言：“迎和门内之南建帝社稷坛……迎和门外之南作一亭，曰省耕……置蚕室于迎和门内之北，立先蚕坛于此。”因此迎和门必在仁寿宫之东，而非仁寿宫的东门，否则不能于门内之北建蚕室和蚕坛。故可推定：在仁寿宫及附属殿亭与中海之间应有一道墙，开迎和门以通内外。迎和门外临墙应为一条南北道路。文徵明嘉靖四年（1525年）曾游西苑，记“平台在兔园之北，东临太液，西面苑墙，台下为驰道，可以走马”。与文徵明同游的马汝骥，记平台在“太液池西隄，出兔园东北”。“东北”这个方位更准确。平台的准确位置不易确定，但既是太液池西、兔儿山东北，则只能在仁寿宫之东。文徵明所记“苑墙”或为仁寿宫东墙，或即更外一层的迎和门墙，其所记“驰道”应大体无变动。

先蚕坛与金海桥西棂星门的位置关系亦应辨明，因为这关系到迎和门墙的走向。先蚕坛在嘉靖之后的史料中很少出现，《酌中志》中只有“蚕池”，以后还留下了“蚕池口”的地名。蚕坛应即蚕池，或蚕池是先蚕坛建筑的组成部分。刘若愚记：“棂星门迤西街南，赃罚别库之门也，门之东迤南曰蚕池。”蚕池究竟在棂星门之东还是西？《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皇城图》绘制在东，《日下旧闻考》则认为：“蚕池在三座门西街南，东邻西苑，北与羊房夹道相对。嘉靖十年三月改筑蚕坛于仁寿宫侧，相传饲蚕于此。”三座门即明之棂星门，则蚕池在棂星门之西。《日下旧闻考》说“东邻西苑”，是因为仁寿宫区域自清初已被排除在西苑之外。《北京历史地图集》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笔者以为《日下旧闻考》之说更可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蚕坛在迎和门内、苑墙外有驰道及平台这些条件。驰道“北与羊房夹道相对”，与棂星门—西安门一线形成十字路，仁寿宫交通才方便。再者，若蚕池位于棂星门东，此地在清代雍正时建为时应宫，其时至少蚕池地名尚在，《日下旧闻考》不应将蚕池和时应宫分别叙述而不交代二者的因承关系。

帝社稷之南似乎还有一道墙，与迎和门墙相连。《酌中志》所记阳德、永光二门似即这道南墙上的两个门，从而将仁寿宫及附属建筑围成一个封闭独立的空间。

嘉靖十八年世宗常居西苑后，寝居基本在仁寿宫。入直群臣的直所一直在无逸殿及附近。严嵩说：“嘉靖辛丑（即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勋辅四臣同嵩共事西苑，直宿无逸殿。”嘉靖二十一年夏言得到特殊恩遇，另赐直舍，夏言赋诗说“秘殿东头内直庐”，张邦奇称贺，说新直舍“切所居殿，与四臣不同处”，和诗有“天街特授辅臣庐，只尺传宣便起居”之句。严嵩也有和诗：“儤直承明幸接庐，内房新赐更移居。”似乎夏言的新直舍在仁寿宫中。夏言不久被逐，入直者仍都在无逸殿。嘉靖二十八年张治三人入直，严嵩有诗：“直庐分住殿东西，隐隐彤扉列幕齐。”王世贞说：“上在西城，因赐诸入直大臣庐于无逸殿之左右厢，然颇隘而受日。至丁巳（三十六年），特建一舍于殿东官道之左，以居分宜。厅事皆南向，别馆庖厨皆具，又出百金，以制一切器用。分宜逐，遂以居华亭公，亦我朝希旷之典。”严嵩本人倒没有记载有另赐之举，但嘉靖末的直宿条件确实大为改善。最后入直的高拱，直房已是“前后四重，为楹十有六”，比之前的条件明显好多了。

世宗之后，皇帝回归大内，入直遂废，万寿宫区域地位不再。沈德符说仁寿宫区域即遭废弃：“世宗上宾未几，万寿宫殿悉已撤去，仅存阶础。若诸臣直庐，更榛莽不可问矣。”沈氏应是道听途说，来源可能就包括于慎行。于氏记载：“一日，从二三同列入观西苑，见空地柱础，台阶皆为瓦砾。问之，则隆庆改元，将世庙所建离宫大半拆毁故也。”穆宗即位后确实“命毁紫极殿、紫宸宫，改建翔凤楼”。紫极殿是在嘉靖三十八年落成的大玄都殿的基础上扩建修饰而成，嘉靖四十年永寿宫灾后世宗曾短暂寓居于此。嘉靖时期增建的西苑宫殿被毁者仅此，于慎行应该正好走到了此处，而妄说“世庙所建离宫大半拆毁”。《酌中志》和《春明梦余录》卷六《宫殿额名考》记西苑宫殿，都只是未记大玄都殿（紫极殿），而所载的万寿宫格局完整。该地又见于文献记载已是清康熙初年，其时则俱已毁弃。高士奇言：“今朱垣隙地，杂居内府人役，间艺黍稷及堆官柴草。南曰草厂，北曰柴阑云。”故万寿宫区域应毁于明末清初。因此清代的西苑墙即沿棂星门而建。清代这块地方先后营建了北堂、集灵囿、摄政王载沣王府，民国后先后作为国务院、总统府、陆军部、北平市政府办公地。数百年变迁，明时格局早已渺不可寻，现只能依据文献记载对仁寿宫区域复原如上。

五 西苑与外廷的沟通路线

明代国家政务的运行，需要题奏上呈和诏旨下达的渠道通畅。皇帝居于紫禁城时，上传下达都有固定地点和道路。世宗移居西苑，地点和道路都应有所变动。明代宫城中文书上呈下达的地点是左顺门（嘉靖四十一年九月后更名会极门）。京官题本和通政司接收的内外题奏本都由此汇聚到文书房，而后呈送御前，下发票拟。每日各衙门亦派遣属官于此接收下发的红本，送六科抄参，付部议复施行。嘉靖十八年之后左顺门的地位似无变化，但由左顺门与皇帝之间的往来肯定与此前不同了。嘉靖时期时常召部臣至仁寿宫承旨，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八月会推吏部尚书，吏部所推人选与阁臣荐举人选不同，“数日，忽宣召吏部守礼趋至迎和门，中官捧御笔，特旨出批部疏面云：着默复职之任”。遇大事部臣经常到直所与阁臣面商：嘉靖三十年（1551年）议开马市，杨继盛反对，“兵部臣锦、臣豹、臣时彻等到直会计”；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郭希颜疏请建储，惹怒世宗，命三法司议罪，议毕，“三法司同入西内，见分宜”。前文述礼部尚书入直，部事常需司官或书吏到西苑直房请示，甚至还有不少礼仪惯例，“礼部四司郎中，每逢岁时，诣西苑三阁下贺节”。他们如何进出西苑？也就是说，西苑与外廷的沟通路线应是考察此期政治需要解决的问题。

西苑仁寿宫区域中，迎和门的地位重要，类似于宫城内的左顺门。世宗召部臣承旨，即止于迎和门，前引葛守礼会推即是一例。更早的还有如壬寅宫变发生后，“该司礼监张佐等传示臣等恭赴迎和门，当奉发下前本，并谋害黄花绳一条，黄绫抹布二方”；晚些的例子则有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申时，“司礼监太监黄锦于迎和门传奉圣旨”，命兵部行文各地巡抚，严督有司擒捕盗贼。很可能宫城内的文书房宦官也是在迎和门与值守西苑的文书房宦官交接收上来的内外本章的。

这些人如何到达迎和门？最便捷的途径是自西苑门入，而后乘船横渡太液池。宫城内的宦官和外廷部臣应该就是走的这条通道。李默嘉靖十年游西苑时，遇到当时主持修缮仁寿宫的工部郎中甘为霖，甘陪他们走了一段之后要回部议事，“湖东列数亭为舣舟处，亭外为西苑门，殿阙参差，可历历指。甘子呼小舟绝湖而东，曰：‘予将出是门，过西华，绕阙右，向长安，就司空议事矣’”。甘为霖自仁寿宫回千步廊工部的路线即是过湖至西苑门，经西华门、阙右门，南行出长安门。那么从六部到仁寿宫就是相反。嘉靖二十一年正月庄敬太子往西苑见世宗，即“踏冰过金海”，夏言所赋之词中有“胡床隐坐度层冰”之句。

这条路线上，西苑门应需特别授权方可进入。徐学谟记仇鸾得宠时诋毁严嵩，世宗一度对严嵩非常怀疑，不宣其入直。一次“嵩见徐阶、李本入西内，即与之同往，至西华门，则门者以无旨，不敢纳嵩”。后严嵩又获信任，“上遣所御龙舟过海子迎嵩于阁，嵩遂西渡，得入直如初”。这里的“西华门”当为西苑门之讹，因为如果是西华门的话不当用“纳”字。入西苑门需经授权，从明人游览西苑所行路线也能看得出。明代京官常有机会游西苑，文献中可见有三个入口：一即西苑门，凡由西苑门入者，俱为奉旨游园。二是由西安门入，至棂星门外，或向南，或向北。前引李默即如此。三是由西华门外出发，北行至紫禁城西北角，或从东华门外出发，行至宫城东北角后西折至西北角，由此处的乾明门入。万历十年（1582年）正月，王祖嫡和刘楚先从史馆下直后，“归极下阶行，徐徐过武英。北瞻青琐闼，西出紫金城。容与循河浒，万岁烟岚妩……瀛海石梁起，玉蝀金鳌峙。画鹢出长杨，游龙荡芳芷。南转迎和门，玄修迹尚存。明农西苑静，寂寞欲销魂”。显然他们是出西华门、西上门、西上北门，北行至乾明门，入过金海桥，南转到迎和门的。如果他们可以走西苑门，就无须这样走弯路了。

总之，如果是由大内往西苑仁寿宫，一般是出西华门，经西上门、西中门、西苑门，横渡太液池，上岸至迎和门。如果是由千步廊各官署往仁寿宫，则是由长安门入承天门，穿过端门、阙右门到西华门外，再经西上门、西中门、西苑门入。如果是城西的三法司往仁寿宫，或与前两种不同，而是由西安门入。西苑门和迎和门附近俱有码头，前引李默游记中的“湖东列数亭为舣舟处”即西苑门码头；孙承泽记明代宫殿额名，省耕亭之下是“西庄家门马头”，省耕亭在迎和门外，这个码头应即离迎和门最近的码头。

当时外朝各部和裕王府为及时获得内廷信息，安排了不少哨探。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吴时来、董传策、张翀三谏官弹劾严嵩，下锦衣卫拷问，“比狱词入，上持之五日，外内汹汹，以为祸且叵测……夜半，西城侦事者忽驰报三谏官旨意下矣，自流球逃者杀，余充边卫军。予（徐学谟）急披衣起，候天明入部，送旨至，则三谏官果仅得军罪。旨中有‘但逃便杀了’语，故侦事者误以为流球逃归而杀之也”。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高报李承奉芳云：‘上已晏驾。’李忽疑曰：‘徐老先生（徐阶）何以不来报？’使人问公。公惊曰：‘圣躬无恙，何得有此妄言。且殿下于皇上亲则父子，分则君臣，此岂吉事而可报耶？为我致意荣泉，谨守礼法。若稍有妄动，不惟身犯重辟，实恐上累睿德也。’李深以公言为然，戒阍人毋纳诸报事者”。前一例的“侦事者”应是礼部所派，后例中的“报事者”似为高拱与裕王府间的联络员。按照明代的宫禁制度，这类侦事者不大可能在“夜半”出入皇城，也许是与巡夜官校乃至宦官有私下勾连。无论如何，这类人应没有条件走上文说的便捷路线，特别是徐学谟所记夜半之时，大概是由西安门出入传递消息的。

六 结语

明世宗移居西苑和壬寅宫变，是明史学者习知的史事。自晚明至今，人们习惯于将二者联系，认为宫变导致世宗恶居大内。其实根据时人文集和奏疏，世宗常居西苑早在宫变之前，而且宫变就发生在西苑。世宗迁居并久住的原因复杂，世宗母子与昭圣张太后的矛盾大概是最初的直接原因；“乾清宫不祥”、出身藩邸而喜攀附成祖的心理因素以及西苑的环境更满足其奉道斋醮的需要，则使世宗终身不再返回大内。世宗以亲信的文武勋戚为核心小圈子早有表现，入直制度形成后更清晰、直观地展现在朝臣面前。这个核心的构成，与明代多数时期相比有其特点。这似乎与世宗藩邸出身也有某种关系。特别是勋戚、驸马除与政争的阁臣两方相结相倾之外，对朝事决策事实上影响不多，但世宗必欲其前后相继，似乎是其心理不安全感的某种反应，亲臣入直尤其如此。真正影响政治决策的还是文臣，尤其是阁臣。世宗简拔的入直及玄撰文臣，除了阁臣，其余的都出身词林、具备入阁资格，基本符合主流的政治规则。当然入直者可以承旨参大政，玄撰成为先入直后入阁的阶梯，这些都是此期的特殊情况。大体来看，世宗的西苑政治不像武宗的豹房政治那样与明代的政治传统明显相悖，因此也未像后者那样受到士大夫的激烈批判。

政治运行与宫廷衙署布局之间的密切关系，已是各朝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明代大部分时间内，皇帝理政场所、臣僚衙署及政治运行的关键地点都基本清楚，而世宗迁居西苑至其去世的近三十年间恰恰不够清晰。幸而时人文集、笔记中留下了丰富的记载，借助这些资料，可以复原嘉靖君臣办公区域的基本格局及与外廷的沟通路线。西苑仁寿宫区域，大体上类似于宫城中左顺门内的文华殿、内阁区域，都是独立封闭的空间，都通过一门与外界沟通（宫内是左顺门，西苑是迎和门），皇帝与内阁办公场所邻近。成化之后，诸帝每日在文华殿的时间已渐少，与内阁距离已远，直接接触不多，相比之下，世宗西苑居所与阁臣直庐密迩紧邻，召对、谕对频繁，这与嘉靖朝阁权高涨的政治现象相一致。

作者李小波，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