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运动到联省自治运动所体现的中国现代国家改造走向地方的总体过程可以视为一种“战略退却”，实际上是“五四”知识精英和地方政治精英在国家改造问题上不约而同地退而求其次和顺“势”而为。五四爱国运动对中国现代国家改造成效和局限并存，成为联省自治运动兴起的一个基本背景和条件。通过主体参与、思潮和舆论传播、制度平台等途径，中国现代国家改造实现了从“五四”到“联省”即从“国家”走向“地方”的变化。五四运动与联省自治运动的历史连接，彰显了从1919年甚至是1912年直至1949年中国政治演化从分散走向集中的关键转换。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整整30年，这是中华民族风云激荡、政治剧变的30年，也是中国现代国家经过初创后的改造、再造到重建的30年。这其中的第一个十年是经过五四运动喧嚣和洗礼后中国政治重新分化和组合的十年，也是由五四运动发轫与提供的各种改造国家方案的设计并存、比较和选择的十年。总体上说，如何打造真民国、建立真共和，通过何种方式和途径构建什么样的现代国家基本制度尤其是国家结构制度，即以建立联邦制暨地方自治制的现代国家同以建立单一制暨中央集权制的现代国家，构成了事实上的两大意见分野。大体上，前者体现为五四运动前后有关这一问题的一系列论争和政争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张张扬扬的联省自治运动，后者则体现为20年代后半期轰轰烈烈的国共合作大革命即国民革命运动，并以后者取代前者而告结束。但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于这两大历史事件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一般只谈国民革命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承继性，而不谈联省自治运动与五四运动的相关性。这就带来一种感觉，即五四运动与联省自治运动在时间上虽有所重合与交替，空间上也具有广泛的地域性，但没有任何干系，历史的真实性和复杂性隐然被遮蔽和忽略了。究其缘由，或许是对五四运动和联省自治运动两大历史事件在宏观认知层面上简单化、概念化的结果，也可能是一种囿于“事件史”研究习惯以及立足于此的“常识”所造成的不自觉的忽视。因为五四运动一般被认为是一场爱国政治运动和思想文化运动，而联省自治运动往往被定义为是一种改良运动乃至地方割据运动，两者之间如何能有历史的联系呢？而实际上，准确地阐释五四运动和联省自治运动之间的关系，揭示其内在的历史因果，不仅有利于全面认识五四运动这一划时代的大事件对现代中国的重大影响和意义，而且对厘清1919年甚至是1912年直至1949年中国政治的演化和走向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两大运动的关系问题，个别海外学者在相关著述中虽略有提及，但均未加以专论和详论。鉴于此，本文拟作专门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