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多”现象的实质是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分散主义。各地的情况陆续报到中央，毛泽东阅后深刻告诫全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等作风问题会导致党政干部“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远一点的下情”，若长期得不到纠正，其结果就是引起农民群众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

结合具体工作，毛泽东亲自指导整治“五多”

为集中克服“五多”问题，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党中央立即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财经、文教、政法三个委员会以及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各级行政机关主管同志对“五多”问题加以清理。3月20日，即整治“五多”指示发出的次日，毛泽东就叮嘱各部委负责同志，“用中央名义批发的电报不要太多了，非十分必要者不要批发”。6月20日，毛泽东批示转发西北局关于整治“五多”问题的报告，指出克服“五多”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各级党委应当将整改“当作一种经常的注意事项，不断检查、不断改进”，主要是“反掉错误的制度和领导方法，随时建立起正确的领导制度和方法，并使之巩固下去”。

由于“五多”中的每一“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具体到各地情况又不尽相同，毛泽东多次强调，各地整顿要结合具体工作，结合自身实际。5月23日，时任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杨士杰在提交中央的报告中，反映了当时农村统计报表过多过滥的突出问题。毛泽东阅后称这份报告“极好”，并于7月22日将报告转发全国，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具体情况，“迅即仿照华北局的办法对于统计报表问题指定专人加以调查分析，分别宣布停用、保留和改进，并规定简化报表及控制报表的可行办法，坚决制止滥发统计报表的严重现象”，同时结合“五多”中其他几方面作全面整改。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还围绕当时农村正在逐渐铺开的互助合作多次强调，农村各项工作要在保障农业生产这一中心工作的基础上立足实际、循序渐进，推进“五多”的整改要结合具体工作，切不可过多干涉、粗暴命令，以防滋生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风气。总的来看，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之下，1953年各地围绕克服“五多”弊病展开了有的放矢的专项整治，对以“五多”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良作风进行了有力的纠正，进一步巩固了新“三反”运动的成果，基层逐渐呈现政简民勤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