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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五多”宣战——1953年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2)

各地迅速展开调研,发现基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确实突出

根据中央指示,各地迅速展开专门调研。不出中央所料,“五多”问题在各地基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脱离实际的任务多。比如某地区委书记报告说,区委每10天左右只布置两三项工作,但区长、专署干部,以及党、农、青、妇、文教、合作、银行、税收等各“口”总是层层加码布置十多项工作,且往往要求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对此,区乡干部怨声载道:“自上而下一级逼一级,自下而上一级怨一级、一级哄一级。”

会议集训多。不少地方在组织群众、布置工作时形式固化、机械,动辄召开群众大会,眉毛胡子一把抓,严重影响正常生产秩序。比如,华北局报告反映,有的村庄一个月内竟召开28次群众大会,各种大会名目繁多,甚至卖豆饼、贷款、卖酒、储蓄、保险等也要依靠开大会解决。

公文报告表册多。各地省属单位、县市和乡镇在制发调查表格时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各机关各自为战,使得各种日报、三日报、五日报、旬报、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等泛滥成灾。调研发现,某地农村基层组织一个季度内竟要填制二三百种统计表格,“达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程度”,基层干部群众苦不堪言。

组织多。比如,西北局调查组发现,陕西咸阳某乡的十余个自然村中,每村不仅有村长、农会主任、居民组长、互助组长等职务,而且治安、卫生、优抚、防堤、资保政险、保史畜鉴、合作、防旱、护林等村民小组各设组长,各类组织林林总总竟多达20多种,严重影响工作效率。

积极分子兼职多。彼时,各种“生产竞赛”和“比学赶帮”滋生一些负面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各种先进称号名目繁多,各类劳模、标兵、代表、积极分子等常常身兼数职,往往整日忙于开会和先进事迹报告,结果是脱离生产、脱离群众、顾此失彼,反而损害了先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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