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所进行的坚决斗争，是前后相继、一以贯之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即将夺取全国胜利之时，美国政府为掩盖其对华政策的失败，以“专制”“独裁”等罪名诬蔑中国共产党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还在其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加以恐吓，扬言要在中国培养“民主个人主义者”，妄图颠覆新中国政权。这些污蔑和谩骂不仅在国际上混淆视听，而且使得国内一些人对中国的革命前途产生悲观和动摇情绪。

为了驳斥这些“骂声”，毛泽东先后撰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重磅文章，不仅充分论证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正义性，而且逐条驳斥了反华势力所谓“一边倒”“独裁”“恶意拒绝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等蓄意诬蔑。他针锋相对地指出，美国“骂”我们的所谓“独裁”不仅不是反动落后的“独裁”，而且是较之西方式的虚伪“民主”更加进步的人民民主专政。相反，美国政客标榜的所谓“民主”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民主，而“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是霸权主义的遮羞布。美国提供的所谓“援助”更是以援助之名行侵略之实，是打着援助的幌子扶植代理人进而遏制中国革命，等等。这些驳论彻底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丑恶本质，有理有据地驳斥了帝国主义的无耻谰言，堪称对帝国主义的“骂”敢于斗争的典范。

斗争须讲究策略和方法。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毛泽东强调驳斥国际敌对势力的攻击和诬蔑既要坚决果断，同时又要对具体对象作具体分析，讲究策略和方法。

1959年4、5月间，国际敌对势力借解放军平息西藏少数上层分子武装叛乱一事大做文章，大肆攻击和诬蔑中国政府，并歪曲和丑化中国领导人形象。毛泽东针对部分国家出现的一些反华、辱华事件指出，敌人借西藏问题发难，对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击，但也要区分缓急，讲究斗争策略：对长期直接支持西藏分裂分子的国际敌对势力，我们必须“极端强硬”；对刊登辱华内容的西方报纸要不惧威胁敢于斗争，借以扩大影响，“让世界人民注意”，但在语气上“硬性可略为降低”；对反华调门较低且受到外部势力挟制的国家，我们的驳斥则要相对和缓，“硬性更要降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