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在“名著”栏发表成舍我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译文摘译第二章中的十大纲领。译者指出：“这个宣言，是Marx和Engels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

（三）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为各类新思潮的传播打开了闸门，各种新创办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开始多了起来。1919年5月5日至8日，渊泉翻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晨报》副刊《觉悟》连载，《新青年》第6卷第5号予以转载。这是一篇译自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文章。文中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学问上，有两大根底。其一是历史观，其一是经济论”。文章依据《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系统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1919年5月（实际出版是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了李大钊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同期的“马克思研究”专栏还刊载了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录自《新中国》）、渊泉的《马克思奋斗的生涯》（录自《晨报》）等文章。

除了《新青年》和《晨报》副刊，五四时期的其他著名刊物，如《国民》杂志、《觉悟》（《民国日报》副刊）、《建设》杂志、《共产党》月刊等，也发表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许多译介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文章发表。1919年11月至12月出版的《广东中华新报》，发表了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一文，文中说：“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维，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这是五四时期国内报刊首次发表的把马克思主义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此外，1920年11月7日创刊的《共产党》月刊第1号，首次发表了《列宁的著作一览表》和《列宁的历史》两篇介绍列宁主义的文章。

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开始多了起来，但那时，人们能够看到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还不多。李达回忆说：“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过来，我们只是从日文上看到一些。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都翻不了。”只有到了1921年前后，当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的大潮才真正开始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