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凤之门》故事发生的那段时间先后就有38届内阁轮番执政，最短的两届仅存六天。这个时期给人的外在印象就是一个乱字：十几场仗同时开打，几十个人物轮番登场，所谓元首就换了好几位，从袁世凯、黎元洪到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至于内阁更是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成一个加强排，绝对一番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景象。但如果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看也必须承认，相对于满清，这个时期还是有着不小的进步意义：存续了千年的帝制终于不复存在，孙中山等革命先贤以其毕生之奋斗终于将民主、平等、中华、民族等近现代的概念开始传播开来。在这个也可以称作为色彩斑斓的时代里，各色人等理论上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大家各有其道，但前提是你要有这个本事。

当然，对一个成熟小说家而言，这种历史的巨变更多的只是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巨大而丰富的时空场景，他们更专注是历史长河中个体命运的小历史并进而由此去折射大历史。兆言的《仪凤之门》就是通过许多当时的历史人物和相关史料，将真实历史与虚构小说巧妙地杂交，既反映了那个特殊时代南京城的历史风貌，更着意刻画出作品主人公命运的起伏与曲折。民国初年的那种种“乱象”作为仪凤门内外人物行为的大背景，让那些在常态下或许不易表现出来的各种可能性得以展示：无论是主人公杨逵和他的车夫兄弟水根、冯亦雄这些男性，还是仪菊、芷歆这姑侄两代女性，男人们带着民间草莽的气息，集血性与鲁莽、狡黠与执著、侠气与流氓于一身，时而英雄，时而市井、时而无赖，个性因时势而变，人性随境域而改；而女性即使是大家闺秀的基本伦理秩序也因此而得以逾越，一些潜在的、乖张的人性获得了表演的空间。这些人物的威猛与劣迹、情感归宿与伦理丑闻都在沉沦与救赎的震荡与摇摆中挣扎，那群红男绿女在常态下或许很难表现出来的各种可能性都在那个乱世中得以呈现。这一切都是兆言在《仪凤之门》“无中生有”的“创造”以及创造出的那种“真实”，呈现的虽是上世纪头二十年的故事，然其意却不在写史而是写人，尤其是小人物，他们的青春与热血，得意与失意，欢乐与悲伤，爱情与兄弟情，都终因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而生发出种种斑澜。

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兆言无疑是一个书卷气十分浓郁的作家，但这种书卷气更多地则是表现在他的散文随笔写作中，与此形成鲜明比照的是其小说则充满了烟火气，虽不乏文人的笔调，但却又常以市井生活、平民视角切入，这样的艺术处理无疑为他那大历史小切口的创作特色平添了文学的真实与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