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知识非常渊博，使别人感到惭愧，他的生活就是读书。他精通文学、哲学、历史，熟悉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的问题。他懂得音乐中的每个音节；甚至像加卢皮和特勒曼等人最最孤僻的作品和三四流音乐家的作品，他都熟悉。同时，他积极参与当时发生的每一个事件。他那间修道士式的简朴斗室就像一间照相馆的暗室，能够反映出全世界。在人际关系方面，他和同时代的许多伟人都很熟悉，他曾经是乔治·勒南的学生，在瓦格纳家做客，是饶勒斯的朋友，托尔斯泰曾给他写过那封著名的信，信中承认自己真心赞赏罗曼·罗兰的文学作品。我在他的房间里感觉到一种人性上和道德上的优势，一种不带骄傲情绪的内心自由，对一个坚强的人来说，这种自由是不言而喻的。我第一眼就看出，在关键的时候他将代表欧洲的良知——时间证明我是对的。我们谈论起《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向我解释，他的书想尽到三重责任：第一，向音乐致敬；第二，表明他对欧洲统一的信念；第三，唤起各民族的思考。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作用。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越来越需要警惕。挑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的卑劣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昂，更富有侵略性，实际上，他们的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这些坏人一点顾忌也没有，我们却顾虑重重。从《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可以看出有一股荒谬的东西，而同荒谬的东西作斗争要比我们的艺术事业更重要。罗曼·罗兰在他的整部作品中赞美了艺术的不朽，但我却从他身上感到他对世界结构的脆弱表现出加倍的悲哀。他回答我说：“艺术能使我们每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生活却无能为力。”

《约翰·克里斯朵夫》，[法]罗曼·罗兰著，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8月。

到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

那是一九一三年。从我和罗曼·罗兰的那第一次谈话中，我深切地认识到，我们的责任是：不能没有准备和无所作为地面对可能爆发的欧洲大战这个事实。罗曼·罗兰之所以能在关键时刻在道义方面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人，是因为他事先早已痛苦地磨练了他的心智。在我们自己的范围内，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我已经翻译过不少作品，介绍我们邻邦的诗人，一九一二年，我曾陪同维尔哈伦走遍全德国，作旅行讲演。那次旅行成了德法关系和睦的象征，维尔哈伦——伟大的法语抒情诗人和戴默尔——伟大的德语抒情诗人在汉堡当众拥抱。我为赖恩哈德争取到维尔哈伦的一个新剧本，我们双方的合作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真诚、强烈和冲动。有时候激动起来，我们就陷入忘乎所以之中，认为自己已经给世界指出了正确的拯救道路。但是，世界很少关心这些文学家的宣言，而坚持走自己的险恶之路。世界局势经常处在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

一般说来，根据经验原原本本地叙述一个时代的面貌，要比再现那个时代的人的心态容易得多。人的心态并不存在于官方的事件中，而是最早存在于细小的个人生活插曲中。我在这里叙述的就是这种生活中的小插曲。说老实话，当时，我不相信战争真的会爆发。可是我遇到的两件事，使我在不同程度上想到战争，并使我的心灵受到震撼。第一件事是“雷德尔事件”，这个事件像历史上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一样，其幕后情节鲜为人知。

这位雷德尔上校是一起极其错综复杂的间谍案的主要人物。我与他只是点头之交，我们同住一个区，只隔着一条胡同。有一次，我的朋友——检查官T在咖啡馆里将他介绍给我，这位看起来和蔼可亲、很会享受的先生当时在咖啡馆里吸着雪茄。自那以后，我们见面时会互相打招呼。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在生活中间有许多秘密包围着我们，而我们对周围的人却知之甚少。从外表看来，这位上校同其他普通奥地利军官一样，可他却深得帝位继承人的宠信，被赋予重要职权。他领导着军队的秘密情报局，负责破坏敌人的间谍机构。一九一二年，巴尔干战争危机时期，俄国和奥地利都在作战争动员，把矛头指向对方。可是，奥地利军队最机密的“进军计划”却被透露出去，卖给了俄国。倘若打起仗来，奥地利就会一败涂地，因为俄国人事先知道了奥地利进攻部队所有战术行动的细节，这个泄密事件使奥地利参谋部一片惊慌。身为军队情报局最高负责人的雷德尔上校奉命查出叛徒。这个叛徒肯定在军事最高层的小圈子里。但是外交部并不完全相信军事当局的能力，于是背着总参谋部秘密发出指示，独立去调查，它授权警察局，除了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外，为达到目的，还要开封检查所有来自外国的信件，不必有所顾忌。

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电影《雷德尔上校》剧照。

一天，一家邮局收到从俄国边境站波特沃罗奇斯卡发来的一封留局待取的信件，收信人的地址是一个暗号：奥佩尔巴尔。打开信一看，里面没有信纸，却有六张或八张簇新的奥地利一千克朗的钞票。这个可疑的发现立刻被报给了警察局。警察局派来一名密探守在取信的窗口附近，只要取信人一出现，就立刻把他逮捕。

不过，眼下这个悲剧开始成为维也纳街头巷尾无所不谈的趣事。中午时分，那位先生出现了，他要求取走那封写有“奥佩尔巴尔”的信。窗口里的邮局职员立刻向密探使眼色，向他发出报警信号，可是密探恰巧去喝早饮。当他回来时，别人告诉他，那位陌生的先生坐上一辆出租马车，不知向何处驶去了。很快，维也纳人又演出了这场悲剧的第二幕，在那个时代，出租马车是一种时髦漂亮的双驾马车；马车夫把自己看成了不起的人物，从来不自己打扫车辆，而是每个停车场都有一些“清洁工”，干喂马和冲洗车辆的活儿。幸亏那位清洁工记住了刚刚驶出的那辆出租马车的牌号；一刻钟以后，所有的警察岗哨都发出警报：马车已经找到。清洁工还描绘了向卡塞尔霍夫咖啡馆驶去的马车里那位先生的外貌。卡塞尔霍夫咖啡馆正是我经常遇到雷德尔上校的地方。另外，有人在马车里碰巧找到了一把小折刀，那位先生就是用这把刀拆开信封的。密探们立刻向卡塞尔霍夫咖啡馆扑去。可惜，人们描绘的那位先生已经离去。但咖啡馆里的服务员非常自信地说，那位先生就是雷德尔上校，绝不会是别人，他刚刚回到克罗姆塞尔旅馆去。

密探被惊得目瞪口呆。秘密被揭开，雷德尔上校，这位奥地利军队情报部门的最高领导人，同时又是被俄国总参谋部收买的间谍。他不但出卖了各种机密和进军计划，而且现在突然都清楚了，为什么他去年派往俄国的间谍一个个被捕和判刑。一阵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来，直打到奥地利军队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道尔夫元帅那里。当时的一位目击者向我叙说，赫岑道尔夫听过电话，脸色刷一下变得像白纸一般。他又把电话打到皇宫，进行一次次的磋商。下面还会发生什么事呢？在这期间，警方采取了防范措施，雷德尔上校无法逃脱了。当他准备再次离开克罗姆塞尔旅馆，向门房交待什么事的时候，一个密探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向他出示那把小刀，礼貌地问道：“上校先生，您有没有把这把小刀遗忘在出租马车里？”这一刹那，雷德尔上校知道自己失败了。他向外走去，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他们在监视他，当他回到旅馆时，有两个军官随他走进房间，在他面前放下一支左轮手枪。在这期间，皇宫已作出决定，以不声不响的方式了结这件军队中十分不光彩的事。两位军官一直站在克罗姆塞尔旅馆雷德尔的房前，直到深夜两点从房间里传出一声枪响。

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电影《雷德尔上校》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