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文人们无所适从，只好继续钻到故纸堆里考证点文字。无所适从之后，便是无不适从。清中期黄易写了一联云：“左壁观图，右壁观史；无酒学佛，有酒学仙。”正是文人们的生活写照。明朝君待臣开始硬，后来软；清朝的政策是一硬二软再硬，这软硬交替用于士人身上，士人们既失去了刚性，又失去了韧性，失去了士人在社会中的领导形象和作用。“无所适从”还反映了他们的苦痛，“无不适从”则自己变自己为无足轻重的小人了。洪亮吉那段名言：“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于抗礼者……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士大夫之行为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大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士大夫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他们被朱元璋和清统治者整得不再尊贵了。古时候，士大夫有很高地位，很体面的身份，明以前士大夫（臣等）与君议事不用下跪，乃至“刑不上大夫”，现在他们动辄下跪，被打、被抄杀，与小人无异，甚至不如小人自由，身价如此，什么事还干不出来呢？

时代如此，文人如此；文人如此，时代如此，清王朝也就渐渐软弱了。

早期隐士，有自己的追求和志趣。有的确是厌恶官场生活，隐居后，致力于文化建设；有的隐居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如商山四皓，如陶弘景隐居山中，从事道、儒、佛的研究，但仍为朝廷谋划大事，被称为“山中宰相”。孔子曰：“隐居以求志。”隐居为求其志，而非消极无所求。

明清时期，朝中的官员都“身谋而不及国”，隐士们隐于山林、隐于市、隐于朝而皆无所追求。他们隐居是无可奈何，因此，明清的隐士隐也无所谓隐，官也无所谓官。只有一批抗清复明的志士在不得不隐的情况下而隐，后来却变成了真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