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是晴天还是阴天？”》的乐观情绪体现了一种浪漫主义精神动能，那么，《囚徒》中的自我分裂、对抗与不无悲壮的承担，则闪烁着现代主义悲观色泽。无怪乎后来的研究者强调艾米莉诗歌的重要性时，提醒我们艾米莉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较为中肯的判断来自英国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他在《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一书中，认为“勃朗特姐妹可以被称为晚期浪漫主义作家”，是“转型式人物”。

浓烈的个人情感、壮美的大自然乃至神秘的瞬间幻象，这些因素发而为诗，必然需要借助想象的力量，就如艾米莉提到她能看到幻象时所言，这一切都是由于“热烈想象的滋养”。在题为《致想象》的诗中，艾米莉称“想象”为“我真正的朋友”，因为有它，她不再孤单，能克服对外面的世界的“危险、罪和黑暗谎言”，使她可以加倍珍惜内在的世界，可以“守住一片明亮”，即便“大自然可悲的真相”会“蹂躏践踏”梦想“新开的，幻想的花朵”，但她见过的幻象帮助她确认了那个世界的“真实”，怀着对“想象”的感激，诗人理解到她的责任，同时也是诗歌的功能：“更肯定了人类关怀的慰藉，/更甜蜜了希望，当希望失望的时候”。正是“想象”，这位诗人“真正的朋友”，作为使者，带给我们艾米莉·勃朗特的不朽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