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三年（1070），苏轼连续进呈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与《拟进士对御试策》，全面展开对新政的批判。

第一篇《上神宗皇帝书》长达万言，可谓是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之代表。在此文中，苏轼将变法内容进行逐条批驳，大加批伐，几至无一丝可取之处。文章开篇，苏轼就提出了“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亦即苏轼对于变法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

“结人心”针对的就是变法的各项具体措施。比如那个“制置三司条例司”，是在朝廷体制之外另设一个部门。实际上是撇开原有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僚，另外任用一批新人来推行变法。在苏轼看来，这个新机构的执掌与中书、宰相重合，不但其本身就增加了冗员和冗费，而且使得“民实惊疑”“吏皆惶惑”。要“复人心而安国本”，就应该罢去“新法”的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如此，“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

“厚风俗”则是反驳王安石变法的相关理念。基于传统的儒家观念，苏轼认为国家的根本在于其“道德”“风俗”，而不能以简单的“强弱”“富贫”衡量。比如“秦”“隋”两朝时国家看似国富力强，但“根本已空”，则“僵仆无日”，导致了他们的“速亡”。从中不难看出，苏轼主张的是藏富于民。另外，苏轼也反对王安石任用“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因为任用这样的人会导致“好利之党，相师成风”——这一点也被苏轼不幸言中了，王安石火线提拔的官员——以吕惠卿为首——后来都列入了《宋史》的“奸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