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知衡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重修《唐书》呼声越来越高，动因大概有二：

一是为了取法唐朝，学习统治经验。北宋中期暴露出来各种“积贫积弱”的社会问题，让有识之士觉得回头从大唐“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中寻求解决方案是一条捷径。

二是历数旧书之差，觉得旧书气质上“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文笔上“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另修唐史乃是“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代之传”天降大任。

这是台面上的说辞，实际上，早在仁宗朝之前，宋太祖黄袍加身后，修“前史”以正视听一事就偶有提及，碍于人才短缺，迟迟搁置。而以欧阳修为首推动的此阶段古文运动取得了成功，加速挑战着晚唐五代重视骈文的文风，以“文道合一”、经世致用为己任的北宋文人对于改写骈体文大行其道的《旧唐书》，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首议者为宰相贾昌朝，庆历四年（1044）向宋仁宗提议，次年开局修撰，17年间，如宋祁等人前赴后继，欧阳修审阅定稿，宰相曾公亮领衔进奏，宣告书成。在欧阳修代曾公亮所作的《进新唐书表》中，以总结汇报形式回顾了修新书的前因后果，其中“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一句，后世多划重点，被认为是制《新唐书》的最高纲领，也是其相较于《旧唐书》最大的区别。

那么“事增”“文省”到底体现在哪呢？

《新唐书》，全二十册，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

《旧唐书》最大的问题，是五代纷乱导致遗闻往事无人记述，残编故籍无人收藏，援据较少。赵翼《廿二史札记》评其“全用实录、国史”，体例上缺乏深刻见解，沿袭旧史，墨守成规。唐德宗元和以前，材料扎实，还能使本纪简明，列传明晰，唐穆宗长庆以后，国史、实录缺失，就见本纪杂乱重复，列传事迹寥寥了，具书诗话、书序、婚状、狱词等,以致“语多支蔓”。而该说的又不说，“《褚遂良传》不载其倾陷刘洎之事，《李世传》不载其瞻徇立武后之事，《辛云京传》不载其激变仆固怀恩之事，《田神功传》不载其先为贼将之事。”实在不够专业。

先天不足，后天又忙中出错，“不暇订正也”，遗留了许多低级错误。有如萧颖士同时出现在韦述附传、《文苑传》，杨朝晟在列传七十二、九十四重复出场。《职官志》称唐为“皇朝”“皇家”“国家”，《经籍志》称唐为“我朝”，《徐有功传》以“今上”代玄宗，《曲环传》以“上”代德宗，字里行间让人还以为是穿越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