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九研究所所史馆里，看似平常的物件，诉说的却是中国核武器研发历程中最艰辛、最壮阔的一段时光。朱光亚、王淦昌、于敏都曾在九所工作过，都是核物理学家。清明节前夕，《面对面》记者和朱光亚、王淦昌、于敏的子女一起来到九所新建的纪念馆，重温“两弹一星功勋”的感人故事和那段难忘的激情岁月。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朱光亚，朱明远的父亲。1959年，34岁的朱光亚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承担起了中国核武器研制攻关技术领导的重担。

很多年后，人们把九所的工作精炼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为了这个工作而改名的人中，还有王遵明的父亲王淦昌。

记者：您父亲当时在美国物理界是很有名的。

王遵明：已经有一定知名度了，因为他有一定知名度，为了保密起见就把他叫王京，不许用王淦昌，十七年都这样。那时候，刘杰、钱三强接见他，让他转行，他就说了以身许国。

“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出来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我的祖国”。这是王淦昌在德国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说过的话。1934年，他回到祖国，一边教学，一边继续基本粒子领域的研究，多次取得国际物理学界瞩目的成果。1961年，中央希望他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参加不熟悉但是国家迫切需要的核武器研究，55岁的王淦昌给出了“我愿以身许国”的回答。那之后，世界上少了一个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王淦昌，多了一个投身于核研究的王京。

为了核武器的研发，同样转变研究方向的，还有于辛的父亲于敏。

从1960年底开始，于敏放弃自己擅长的原子核理论研究，转向我国第一枚氢弹的研制工作。1965年，他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副主任，与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合作，带领一群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一起集中进行氢弹技术的攻关。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历史上，九所的功绩意义非凡，但对于王遵明、朱明远和于辛来说，九所给了他们一个忙碌的、经常出差、很少见面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