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吐槽社会科学缺乏历史感，不了解历史，不具备历史视野，无视对历史结构的分析，且不论弄不清时间，导致事件混乱、因果倒置等一般性错误，而且“非历史的研究通常倾向于对有限情境做静态或相当短期的研究”，似乎某种心理或行为是突然出现的，或是从来如此的。

就像很少有人会拒绝承认人是社会性的一样，同样也基本没有人会拒绝承认人和社会是历史性的，所以即便只是泛泛而谈，也能论述几句社会影响、历史影响。而在一篇研究文章中，最简单也最快速的方法是在正文前写上“研究背景”“研究缘起”，以及“文献综述”，这在今天的研究者、学生和学术期刊编辑眼中是论文必备的部分，是理所当然该具有的。

米尔斯倒是见证过它的兴起过程。

“晚近有一种趋势，就是在经验研究之前，先来上那么一两章为序，概述‘问题的相关文献’。”

在展开调查研究前，首先回到既有的研究文献中去，综述一番前人或同行的相关研究，似乎就完成了对历史材料的考虑。有意思的是，米尔斯偏偏揭示了文献综述的虚假过程，比如他说，文献这部分根本不是在研究之前展开的，而是经验研究处理完后，在写文章时再拼凑的。文献在这里充当了文章的门面装饰作用，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

由此出现的一个悖论是，米尔斯对历史感缺乏的反思在他逝世后渐渐被更多人认同，“我的文章需要历史感”成为一种新的要求，而这让论文的各个角落都可能变为研究者展示“历史感”“时间性”的舞台。比如在注释中堆满文献，在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中声称跨学科使用历史学的理论、方法，却最终在正文论述中并未呈现出它们的影响，彼此断裂。现在，历史社会学、经济史等学科分支的规模越来越大，是米尔斯时代无法比拟的，它们在将人和社会放入历史过程中思考。而历史意识还要通过专门的学科分支发展，其本身与米尔斯说的想象力相反，因为他认为“社会科学本身就属于历史学科”。

试图扭转乾坤的“跨学科”

米尔斯在讽刺把“文献综述”作为历史感装饰时还提到一个细节问题，在智库化的研究机构里，文献的整理工作实际上不是项目的主导者在做，而是处于项目底层的被认为不重要的角色，比如助手、新人或学生。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层制化，也是专业研究不断分工的一个必然结果。同一个研究项目，各个部分各有一位或多位执行者，在调查环节还可能涉及一个或多个执行团队，一个“学术集体人”也就此产生了。从这个角度看，谈论的无论是历史感还是结构性思考，都是荒诞的。个体所不具备的能力，仿佛使多个人聚合就能产生一种集体人格理解人、历史以及两种在社会结构中的交织。

两种《社会学的想象力》中译本。左：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3月；右：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

这其实就是将整体性思考进行拆解。当然它是社会科学在20世纪的一种风潮，并在21世纪继续蔓延。过度学科化、专业化的结果是将研究困于某个研究领域内，研究者各领一份地，严格划分领域，将某些支离破碎的知识当作是人类理解世界的进步。项目研究则沦为流水线加工生产，一端是接来自政府、商家的课题，一端是以团队协作在进行的材料收集、分析和输出。

接着跨学科研究也随之呼之欲出了。在今天，如果一篇论文不列举两种及以上的学科知识，就可能被认为是简单的，有局限的，哪怕从其他学科借用若干可有可无乃至画蛇添足的概念，为文章做点门面装饰，似乎也算是学术创新了。更别论众多研究直接宣称做的是跨学科研究，一般跨的也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不同学科，连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也算不上什么稀罕的了。而高校、科研机构成立跨学科研究平台也成为一时潮流。以国内为例，过去二十年，不断有高校建设“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其体现的同样是试图突破学科边界的某种意志。

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 1977）中对自以为什么都懂的人的讽刺。

当然，所谓百科全书式人物在现代社会并不存在。自喻为跨多个学科的博学者也不得不以某一种学术身份立于学术界，“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成员大多数（除了部分专职人员）也不得不归属于各专业院系。跨学科的未来显然不是回到学科混沌的状态。

过度学科化妨碍着人们去想象社会结构和历史，也阻拦着研究者面向公众进入生活世界，而“跨学科”这一风靡已久的做法能否让原本被肢解的知识实现整合是未知的。米尔斯嘲讽借其他学科几个概念就挥舞的自欺欺人做法。他理想中充满想象力的社会科学家是，有专门的研究领域，同时兼多重身份，不受知识边界限制，行走在真实世界，能概括所处社会的整体性特征并发现其中的道德意义。同样地，他也认为我们作为生活在某个地域的人，需要概括自己的境遇并去理解周边的整体性世界。这也是被生活赋予的一种道德责任吧。也唯有如此，才能从“人造洞穴”爬升至“自然洞穴”，接着迈向离开洞穴的知识探索之路。

*文中米尔斯的原话引自李康翻译版《社会学的想象力》。

作者｜罗东

编辑｜刘亚光、安也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