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谓“中国古典建筑复兴”之事业上，已经靡费了太多骄矜夸耀的话语。如果说，这种复兴仅仅只是给工厂戴上一顶中国庙宇式屋顶的话，那么在一个死人身上加上一条“猪尾巴”便足以使他起死回生！这种做法的早期尝试大多局限在教会的学校和医院上，此类建筑物往往会对（建筑）门外汉们产生一种浪漫的吸引力；对他们来说，最能体现中国古典建筑之灿烂与辉煌的部分，莫过于那些色彩鲜艳的反曲屋面了。

然而，在建筑师看来，中式屋顶向来都是一种颇为实用的设计手段，便于他施行立面上的“整容”手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他可以先根据每一项现代的要求来安排建筑的内部空间，然后借用一个中国式的屋顶来完成外观形象的设计。

令童寯大为光火的是，某个抓人眼球的符号，或是他眼中“平庸的仿古摆设”，竟然被人们误以为是富有创意的建筑。童寯认为，若要在中国创造一种新类型的建筑，就必须抛弃以往在形式上对双坡出挑屋面的依赖，承认“国际风格”已经“来到并扎根”于中国，进而运用童寯本人从费城的保罗·克瑞那里学到的经验，去开展有质量的设计实践：

无论一座建筑的外观是中式或现代，它的平面只能通过一种方式生成：根据所能获得的最新知识去科学、合理地安排各个房间。因此，立面作为从平面衍生出来的产物，只能是现代主义的。任何试图赋予它地方“特色”的尝试，都需要开展针对性的学习、研究和创新。

童寯在这里论述的，亦是茂飞本人在中国实践二十多年后所学到的经验，即将旧传统融入新建筑之中，或者说将新生命注入一个已经沦为“纯粹考古学”的建筑传统之中，这至少需要一代人毕生的努力方可有希望达成。

茂飞与梁思成

也许没有任何人的职业生涯比梁思成更能体现这一追求了，他是20世纪唯一一位能与吕彦直媲美的中国建筑师。与其说是一名职业的建筑师，梁思成更像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历史研究者。他毕生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启发了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和后来众多的追随者。他引导人们重新关注一本重要的建筑论著——北宋官员李诫在公元1103年编撰的《营造法式》，该书的抄本于1920年被发现并重印。他不仅协助创办了东北大学（沈阳）的建筑史课程，还在1931-1937年间，联合其他学者共同主持了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该学会成立于1930年，在1930-1937年间出版了一份重要的学术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年2月，在营造学会的开幕式上，创始人朱启钤用一段充满希望的话语作为自己演讲的结束语：

“我们越往前走，越觉得中国建筑研究绝非吾人之私产。东方的邻居帮助我们保存下古老的建筑实例，并沿着同样的路线进行了艰苦的研究；西方的朋友为我们提供科学之方法，分享他们在该领域之发现。”

亨利·茂飞是朱启钤所谓营造学社的朋友之一吗？即便是也只是间接的。尽管茂飞与中国营造学社所宣称的目标看似一致，但他并没有见过梁思成本人，也从未以任何方式与营造学社合作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宛如两根置身于同一块布料上的丝线，各自蜿蜒伸展却从未交织在一起。其中部分原因或许是茂飞更接近于一名商业建筑师，而非一位学术研究者；他将考古学的方法融入对建筑物的精确历史研究之中。写出下述评论的茂飞必然不会得到梁思成较高的评价：

“我本人一直将中国建筑之研究视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放在当下的实际问题中去考量；它并非那些纯粹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激发一些学术圈的兴致与爱好罢了。此外，我必须承认，我对那些机巧的理论全然不感兴趣。例如，试图说明中式屋面的飞檐翘角反映了早期游牧部落帐篷的曲线轮廓，或是舞者旋转飘逸的裙裾等等。我们又是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工匠认为弯曲比直线在形式上更为优美之外，仍执著地为反曲屋面寻求更多的解释呢？”

梁思成认为，其目的在于揭示美丽背后的真相。

茂飞对传统做法提出了质疑，

并激发了未来的变革

从同时代中国建筑师对他的评价中可以发现，茂飞并未从许多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渐行渐远。除了吕彦直之外，茂飞还是20世纪中国建筑史上一些最为杰出之人物的雇主、设计伙伴或美学盟友，他们包括：庄俊、李锦沛、赵深、董大酉、范文照，童寯和杨廷宝。但是，就像无法将这些留美建筑师后来的设计归功于保罗·克瑞或其他任何一位美国建筑学教授一样，说茂飞是激发这些建筑师设计创造力和多样性的唯一源泉，不仅具有误导性，也是不公平的。

此外，茂飞跟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的大部分人物其实并没有发生过直接的接触。除了茂飞本人之外，还有陈植、刘敦桢，包括那位最知名的梁思成先生，他们都是“第一代”建筑师中自主开展高质量建筑实践的重要人物。这些人士开展的实践及研究表明，至少在1935年，相对新兴的中国建筑行业已经吸引了大批的专业人才投身其中，并显露出丰富的多元化特征。虽然茂飞早在1928年便曾设想，这样一种“适应性”建筑势必会通过一场“战役”取得胜利，但他却无法预知这场“战役”终将经历多少次的转折与反复，也难以揣度究竟有多少新生的建筑师会加入这场“战役”之中？

1920年代亨利·茂飞及其同事设计的前金陵女子大学。

相关证据表明，建筑的“适应性”其实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不仅随着中国建筑的具体特征、元素和类型而发生改变，还取决于究竟是谁主导了这个过程，又采用了何种的材料和方法。茂飞的成功在于他对传统做法提出了质疑，并激发了未来的变革。同样地，中国的建筑师也将传统推到了新的高度，他们有时会不经意地卷入这场由茂飞引发的探索：让过去的建筑迈入更有意义的建筑学未来。

中国建筑之未来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义的？如果这个问题的结论是肯定的，它又对哪些人具有意义？迄今为止，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清王朝覆灭后不久，亨利·茂飞便来到中国开始自己的建筑实践，在国共双方的斗争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结束。正是经过茂飞那辈人在设计和建造上的先行探索，在过程和结果上长期以来的孜孜以求，中国终于以革命性的方式适应了新的现实。

然而，遽然而至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严峻挑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首先竭力抹平那场战争带来的创伤，然后试图从动荡的社会中找到平衡。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城市环境迎来一场大规模的转变与更新浪潮：从四合院到高楼大厦，从自行车到机动车，从后院的火炉到遍布街头的网吧，而茂飞的“适应性建筑”也逐渐成为这场建筑传奇的一个注脚。

这场建筑上的传奇至今仍未被人们所充分理解。诸多中外建筑师、建筑商、工程师、城市规划者和其他建筑从业人员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工作和影响，才刚刚开始逐步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此研究方向上，本书迈出的仅仅只是有限的第一步而已。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纷纷投身这一领域，孜孜不倦地上下求索，并在不同层面上就自己的观点发出声音。例如，清华大学的汪坦和张复合教授在1980年代中期，率先创建了一个致力于中国近代建筑史（1840-1949）研究的专业机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会，继而在不同的城市举行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推动那些在此领域有研究的学者进行沟通与交流。

与此同时，研究中国城市史的学者们也组织了多场与该领域相关的会议，并出版了相应的学术刊物。在过去的15年里，越来越多的中国和海外学者都开始对这场时代的变革进行深入的探究，这个建筑上的传奇也因此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亨利·茂飞旧照。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某些人试图揭示当年（茂飞建筑实践前后）中国建筑界诸多重要人士的独特意义之时，更多的人却在参与拆除那些曾经见证了这段历史的建筑实物遗存。纵然是最为迟钝的观察者，都能直观地体会到当下中国城市的面貌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并不断加速的新一轮建设热潮中，某些相对完整的街区和社区遭到了彻头彻尾的破坏。伴随着新一轮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世纪之交中国城市“适应性建筑”的面貌更多反映在那些新建的高层住宅和商业塔楼身上。在某些人看来，这些案例展示出中国巨大的建设成就，无疑是值得肯定和称赞的。但在另外一些人眼里，它们却是在形式、材料和文化上流于媚俗的拙劣赝品。而对这些变化之内在动因和外在影响的分析研究，目前才刚刚开始起步。

尽管越来越多的中文期刊、会议和其他活动都在尝试鼓励人们对建筑进行更有意义的讨论，但大部分中国人对他们身边发生的建筑巨变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缄默。正如20世纪初期那些建筑界前辈一样，今天中国建筑师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要灵活、变通、探索和综合地寻找中国式高质量建筑设计的新方法，以回应具体的功能需求、空间预设和中国身份（文化）认同。

此外，对所有中国建筑的观察者和评论家来说，他们面临的挑战便是如何评价从过去到当下的一系列真实建筑图景，它们在概念上远比人们眼里看到的更为丰富。茂飞的作品为还原这场历史图景提供了一套富有启发性的案例集合。因此他的中国实践成为一个有益的研究跳板，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当年的工作背景，还能够揭示其背后中国建筑、文化、社会和政治之间盘根错节的相互关系。尽管这些问题已然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茂飞的个人能力所能掌控的范畴。

原作者|[美]郭伟杰

摘编|徐悦东

编辑|青青子

导语校对|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