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茂飞是一位美国建筑师，他曾于1914年来到中国，留下了大量作品。他提倡的“中国建筑的适应性”和“中国建筑的复兴”，为中国建筑如何面对现代化冲击留下了宝贵遗产。

亨利·茂飞是一位美国建筑师，在建筑史中，他或许“寂寂无名”，但他是与中国渊源最深的一位美国建筑师。从清华园里的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和体育馆，到燕园的博雅塔和贝公楼，到南京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和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到上海的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大来大厦和圣玛利亚女校（张爱玲母校），到长沙的湘雅医院及医学院早期建筑，到福州的福州协和大学……在中国的二十几年间，茂飞设计的建筑遍及大江南北。

茂飞提倡的“中国建筑的适应性”和“中国建筑的复兴”，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了特殊的影响。他的建筑理念深深影响了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筑业中国》，较原文略有删减。

《筑业中国》，[美]郭伟杰著，卢伟译，文化发展出版社2022年1月版。

1933年，56岁的茂飞步入了自己中国职业生涯的黄昏阶段。两年后，他退休返回美国，在自己设计的家中（位于康州布兰福德的基拉姆角）度过了余下的十九年时光。在上海生活的最后三年里，茂飞过着一种孤独却并非离群索居的生活。他在外滩附近租下了一间小公寓，并置备了一条舢板船，和朋友分享扬帆远航的乐趣。他偶尔还在房地产投资公司兼任建筑顾问，帮助他们在拟开发的地块上设计一些外国人住宅。

大部分时间中，他的工作基本上只是挂了一个名字而已，偶尔才会去那个雇佣了四名绘图员的小办公室看看。在事务所的雇员中，有一位年轻不羁的美国建筑师埃德蒙·培根。培根受到了茂飞很多的影响，尤其是他对中国传统建筑设计的价值解读。尽管茂飞从未得到大多数外国建筑师的关注，但他仍跟多位中国建筑界人士保持了很好的关系，例如赵深和陶桂林。前者是当时（由华人创办和经营的）上海两大建筑事务所之一的合伙人；后者则是馥记营造厂的创始人，该公司不仅承建了茂飞设计的南京灵谷寺阵亡将士纪念塔，也是中国各地大量重要建筑作品的营造商。在返美前的最后几年里，中国朋友们还亲切地称他是“一位讷言敏行的人”。

1935年，五十多名业内好友（大部分都是华人）应邀参加了陶桂林为茂飞举办的饯行宴会。在陶桂林发表完热情洋溢的赞美致辞后，这位美国建筑师详细地回顾了他在中国的职业生涯。

茂飞提到了自己希望在中国达成的两个目标：做一名负责任的建筑师，探索中国建筑的奥秘；这样一来，他才能够更有效地投身到设计工作之中。茂飞特别提到了几个他自认为最满意的作品：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和南京阵亡将士纪念公墓。茂飞对建筑界友人给予他的帮助表示了感谢，他为此受益匪浅。他还强调说，他深信中国的建筑转型一定能够取得成功。然而，漫长的中国岁月也使他力倦神疲，他渴望返回故土家乡，他相信他的朋友们都能够理解这一点。茂飞没有提到自己窘蹙的财务状况，他恭顺地接受了陶桂林的盛情邀请，帮他支付了返美的船费。几天后，他踏上了前往纽约的旅程。

欢饯茂飞建筑师返美留影（他坐在后排的中间位置），上海，1935年春。

这些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以及亨利·茂飞传奇般的经历，引发了对他遗产问题的讨论。今天又应该如何去评价茂飞的作品？茂飞那些古典复兴式建筑作品，从未使他在经济上变得富有。

然而，在他离开以后，这位美国建筑师在中国的职业地位却常常遭到他人的误解。例如，一位传记作家曾将茂飞称为“美国最杰出的建筑师之一”；很明显，这位作家更关注他作为美国建筑师协会会员的头衔，而忽略了茂飞在美国建筑界寂寂无闻之事实。茂飞显然在他的职业领域中占据着一个不高不低的位置，但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将他准确地定位出来呢？

以下列出了考量茂飞遗产的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通过追溯茂飞身后的相关文献资料，回顾当代建筑评论中的三种趋势：在中国出版发行的中、英文期刊，以及大量从教会或其他类型刊物中选取的案例，它们能够反映出建筑发展的趋势。衡量茂飞影响力的第二种方式，便是对几位相同时代中国建筑师的职业生涯进行一番简要的考察。第三，茂飞的影响还体现在后来的建筑师们在适应性建筑实践的多轮探索之上：在1954-1960年和197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以及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台湾。这些案例表明，作为茂飞“毕生事业”的适应性建筑问题一直都未得到解决，并引发了中国建筑师们无休无止的争锋与论战。

茂飞之遗产：

“适应性改造”如何影响了中国现代建筑

1933年，《中国建筑》杂志创刊，旨在为中国建筑师建立一个书面讨论建筑理念的平台。考虑到《中国建筑》的办刊宗旨，也难怪这本杂志会较少去关注亨利·茂飞或其他那些外国建筑师了。《中国建筑》只是在第一卷第一期介绍吕彦直的简历时，唯一一次提到了茂飞的名字；茂飞不仅在纽约帮助了吕彦直，还传授给他成功改造中国传统建筑的方法，最终成就了吕彦直在两座中山纪念建筑和部分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的设计。《中国建筑》首发刊在颂扬吕彦直的同时，还含蓄地将亨利·茂飞视为前者的雇主和建筑导师之一。

《中国建筑》所具之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大批新生代中国专业人士的思想、图纸和模型，以高质量的印刷版面的方式推上时代舞台。《中国建筑》进一步在更深层次上推动了这场建筑上的变革，茂飞本人也觉得自己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它为那些弱势的少数派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工具，而这个群体的人数从1926年的7人增加到1933年的50多人。

这本杂志以高质量的图版刊登了许多“适应性改造”的设计案例，这种日益蓬勃的现象，也正符合茂飞对其离开后中国建筑行业未来发展之期待与愿景，这些案例包括：中山纪念建筑（中山陵及中山纪念堂），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南京国民政府建筑，以及一些散落在广州到北京之间的特殊个案。这本杂志成为中国建筑师开始自发呼吁并倡导实现“中国建筑之现代风格”的论坛。虽然这种风格并非亨利·茂飞之愿景的全盘再现，但无论如何，《中国建筑》给大家创造了一个接纳各方对话、讨论、分歧和发展的空间。此外，这本刊物还让中国的建筑师们感到，他们也是这场不断演变状态下的“现代建筑”运动之合理组成。

亨利·茂飞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