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马场滩M2出土马具。

　　马场滩M1墓道内殉马。

巍峨的祁连山耸立在大西北，荒漠和草原在这里分界，高原与山地于此相连。千百年来，这片大地哺育着不同族群，也见证了他们的兴起和落幕。西晋至隋唐期间，一个因部落马匹“不和”、兄弟阋墙而兴建的鲜卑政权，成为雄踞祁连山脉350年的神秘王朝，他们不仅是古代丝绸之路青海道、吐谷浑道的缔造者，让青海骢、蜀马扬名海外，更与四川茶马古道的崛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19年，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祁连镇的喜王慕容智墓被成功发掘，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2021年，项目组为了探索“大可汗陵”的具体方位，对武威地区新发现的长岭-马场滩区3座墓葬进行了发掘，出土随葬品290余件，3座墓道内均殉有整马。

5月3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考古中国”报道组记者对话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项目负责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国科，请他为我们揭秘“马背王国”吐谷浑汗国。他说：“从这些殉葬整马和彩绘仪仗俑群可以看出，马匹在吐谷浑民族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座墓道内均殉有整马 马是吐谷浑的“国宝”

天祝藏族自治县祁连镇岔山村，地处祁连山腹地，2019年9月28日，当地有关部门在平整村北一处小山岗上的土地时，意外发现了一座墓葬。接到消息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员立刻赶到现场，从那时起，历时三年多，一个气势恢宏的唐代吐谷浑王族墓逐渐露出真容。

据陈国科介绍，2021年对长岭-马场滩区3座墓葬进行了发掘，出土随葬品290余件，其中长岭1号墓墓道底墓门前殉有整马2匹；长岭2号墓墓道内殉整马3匹；马场滩区1号墓底部墓门前殉有整马1匹，此外，三座墓里有铁马镫、铜杏叶、革带等各类马具。可以看出，马在吐谷浑文化中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

“在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中，马场滩区域墓葬内均殉葬有1至3匹数量不等的整马，还有骑马俑、翼马纹丝织品等随葬品。”陈国科说，墓葬中出土的彩绘仪仗俑群中，有很多是骑马的，这既是严格遵守唐制的表现，也是当时吐谷浑人生活的客观反映。目前发现的吐谷浑王族墓葬中，殉祭的动物主要包括马、牛、羊、狗等，其中马的地位最高。

马的重要地位，还凸显在吐谷浑文化习俗甚至律法中。“他们‘有城郭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因此，马、牛、羊等牲畜是吐谷浑人日常生活和外出征战的必需品，特别是马匹，吐谷浑人对其极为重视，以至于在制定法律时规定，‘杀人及盗马者’罪等同，可‘至死’，而其他犯罪只是‘征物以赎’。”陈国科说。

吐谷浑人将马看得和人一样重，陈国科解释说，这是因为在吐谷浑民族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马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除了最初吐谷浑部与慕容廆部分家因‘二部马斗’所起，甚至据传吐谷浑本人在最终决定部落迁徙时，是以马群的走向为决策依据。”

可以说，以游牧、商贸赖以生存的吐谷浑王国，马成为了“国宝”。

因马不和兄弟分家“建国”吐谷浑人至死遥望故土

吐谷浑王国建立就和马有关。据了解，曹魏初年，鲜卑族的慕容部族向东南移动，进入辽西。首领慕容涉归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嫡子慕容廆，一个是庶出的吐谷浑。相传，两兄弟部落在一次放牧时，双方的马撕咬了起来。一气之下，吐谷浑就带领1700户人一路西迁，来到枹罕（今甘肃省临夏市），以此为据点，繁衍发展。吐谷浑的孙子叶延带领部落进一步发展，并在今青海贵南一带建立慕克川总部，设置司马、长史等官，并以祖父吐谷浑为其族名，正式建立吐谷浑汗国。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慕容吐谷浑负气出走后，两位慕容兄弟此生再也没有见面。慕容廆思念哥哥，创作了《阿干歌》，并定为燕国“国歌”。而千里之外的吐谷浑人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故土，至死都在遥望辽西。

在2021年发掘长岭1号墓和马场滩1、2号时是考古工作者发现，3座墓葬以及慕容智墓、肃南大长岭墓葬等河西地区吐谷浑人墓葬，墓道方向皆朝向东南，且皆殉葬整马。相关专家分析，“墓道朝向东南，可能与吐谷浑人死后魂归阿步干鲜卑山的信仰有关。”

吐谷浑擅育良种马 让蜀马扬名海内外

在西晋吐谷浑族人从辽东一路游牧到祁连山脉安家落户的过程中，吐谷浑吸收羌等北方民族的养马知识，养马技术日渐成熟，并且有自己的“秘方”——据《北史·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利用地理上的优势，在冬天青海湖结冰时将一批本地雄马放进小山上，用从波斯引进的母马配种。两个优良品种培育出的马，长大后高大神俊，耐劳耐寒，这就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神驹——青海骢。

作为千里马的代言人，青海骢一度成为骏马的代名词。“昭陵六骏”的主人唐太宗就曾从吐谷浑俘获良马。而在元代画家钱选所作的《杨贵妃上马图》中，杨贵妃骑的正是产自吐谷浑的青海骢。

除了青海骢，吐谷浑还拥有另外一种良马——产自四川的“蜀马”。《晋书·吐谷浑传》记载：“地宜大麦，而多蔓菁，颇有菽粟。出蜀马、氂牛。”唐李匡乂《资暇集》记载：“成都府出小驷，以其便於难路，号为蜀马。”

在平原作战需要仰仗青海骢这类草原马，但在多山的南方，善于山地行走的蜀马却有草原马不能取代的长处。四川盆地的养马史不晚于商代。魏晋南北朝时有记载，“东吴尝遣使至蜀求马”，可见蜀马在当时已名扬海内了。据东晋《华阳国志》记载, 蜀马以汶山郡、巴西郡及巴郡垫江所产著称。汶山郡北部的羌人曾臣服于吐谷浑, 吐谷浑向北魏贡献的“蜀马”，便来源于此。

助力四川养马业 奠定茶马贸易基础

历史地理学家郭声波研究发现，刘宋时期，成都已有西南地区最大的马市，据《宋书·刘道济传》记载，远方商人甚至带着数百万钱来成都采购马匹。为了防止蜀马大量流失，官府一度“限价限购”——“马无善恶，限蜀钱二万”。

唐宋时代，盆地因农地渐辟，草场缩小，养马业有所衰退，但在峨江上游、川西嘉绒地区及川西南地区，养马业却一直很兴旺。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宋、元、明历代发展茶马贸易奠定了基础。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衡州贡“蜀马”。衡州的“蜀马”主要在凉山乌蛮地区大量养殖。而《太平寰宇记》卷七说：巂州陷于南诏之后，黎州保持着与川西南蕃部的贸易，蕃部蛮夷多用红椒、盐、马之类换取茶、绢、布。这不仅让蜀马成为宋代茶马贸易的抢手货之一，更走出了一条享誉世界的茶马古道。

吐谷浑汗国虽早已覆灭，就如慕容智躺在祁连山下的冰冷墓志铭，但吐谷浑人还是给后代留下了他们的“国宝”痕迹。声名远播的中国现代三大名马之一的“河曲马”便有“吐谷浑马”的基因。如今，它们彪悍而神俊地奔驰在草原上，传递着吐谷浑不羁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