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冯汉骥再次带领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考古发掘队，在月亮湾选择了三个发掘点开始考古研究。发掘持续了四十余天，发掘面积50多平方米，因为范围有限，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尽管如此，冯汉骥在发掘时抛下了一句有预见性的看法：“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城邑。”等到1976年，冯汉骥指导学生童恩正撰写《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一文，再次先见性地提出：“这里文化层的堆积很厚，范围也相当广泛，很可能是原来古蜀国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一年之后，这位中国西南考古学的奠基人与世长辞，没能看到紧接着的爆炸性大发现。
进入八十年代，当地砖瓦窑业加速发展，三星堆遗址所在地附近，先后开办了10家砖厂。三星堆成为了当地砖厂的取土用地，农民取土烧砖时发现了不少石器和陶片，立刻引起了文物保护部门的注意。1980年10月，四川省博物馆田野考古队经过大量准备，对当地进行了1200平方米的大规模考古发掘。
这次发掘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确认了“三星堆文化”的正式名称。考古队认为发掘进一步确认了三星堆遗址古文化的基本面貌：“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他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具备了夏鼐提出的新考古文化命名的三个条件。很快，三星堆文化的分期也得到了考古学界的普遍共识，一共分为四期，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直到西周初期。
之后的几年里，田野考古队先后进行了多次规模不等的考古发掘工作。几十年来考古发掘成果的积累和沉淀，似乎都在为1986年那个震惊世界的夏天做好准备。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在很多当事人的回忆中，1986年发现两座“祭祀坑”的那个下午，三星堆当地的天气燥热非常。鸭子河边的打鱼人已经吆喝鱼鹰回船舱，砖厂疲惫的工人们等待着收工休息。
忽然之间，南兴二砖厂的工地上传来了消息，在距地表2米深的地方发现了几件玉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发掘领队陈德安和陈显丹闻讯来到现场，看到暴露在外的玉戈、玉璋等玉石器，立即意识到可能是一次重大的考古突破性发现，在保护现场的同时立即向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广汉县报告，准备发掘工作。
从7月21日开始，陈德安和他的团队采用探方法进行发掘，用了三天的时间把探方内的文化层清理完毕。正要继续开展挖掘时，考古队员们突然意识到一个新的难题。川西平原的夏天溽暑蒸人，天边传来几声闷雷让他们隐隐担心，发掘过程中一旦下起暴雨，冲毁探方和玉石器，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另外，夯土在白天暴晒下异常坚硬，晚上相对松软便于发掘工作。于是，考古队员很快作出决定，就在探方上搭起遮雨棚和电灯，准备连夜工作。
发掘工作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下去。在几天之后，两个面容温和的青铜人头像破土而出，都被火焚烧变形，一个颈部有明显破坏痕迹，另一个头顶盖脱落。紧接着，头戴平顶帽和蒙着面罩的多件青铜人头像也陆续出土，这些青铜人头像造型夸张，埋藏方式不同，还有受到过明显的毁坏痕迹。玉石器是坑内出土最多的器物，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遭受过损毁，多处有残断。还有大量被焚烧的大型动物骨骸，考古人员推测出可能是大象的残骸。这些被火焚烧的痕迹，让不少考古学家们否定了原先的“墓葬说”、“窖葬说”假说。坑的主要功用是祭祀，成为了考古学界主流的看法。
就在发掘工作进入尾声的时候，工人们在清理骨渣时又发现了一个金黄色的反光物件。在用竹签和毛刷清理之后，考古队员认为这是黄金制品，上面还刻有鱼纹和其他纹饰。陈德安和他的团队在欣喜之余召开了紧急会议，马上派人通知广汉县武警中队前来协助和保护发掘现场。
凌晨5点多，早起的村民也聚集到了发掘现场，一起期待着文物的出土。陈显丹对身边人说，这可能是一套金腰带。等到文物完全出土时，才发现这不是一个腰带，而是1米多长的一个金杖。
金杖，图片来源：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官方微博
这根象征古代蜀文化王权的金杖，是中国考古史上发现的第一根金杖。金杖上的人物刻像为圆脸，嘴呈微笑的形状，头戴“玉冠”，与刻在金杖上的鱼、鹰图案组成了一幅图案，陈显丹说，“我们把金杖上刻的图案从左至右读下去，正好是‘鱼凫王’三个字，也就是说该金杖的主人可能是‘鱼凫王’”。
金杖细部的鱼纹，图片来源：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官方微博
一号“祭祀坑”的挖掘工作持续了大半个月，等到考古队员准备返回驻地的时候，在离祭祀坑东南约二三十米的地方，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祭祀坑”，其中又发现了大量形式各异的青铜兽面像、金面罩、金面铜人头像，等等。许多青铜器体型硕大，造型更是前所未见。
两个“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工作持续了两个多月，一号坑、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多达700余件，尤其以形式各异的青铜立人像、青铜人面像、青铜兽面像、青铜纵目面具和青铜神树为代表。这个川西平原上不起眼的小村落，由此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焦点。
新的发现，新的谜团
自1986年发掘完一二号“祭祀坑”以来，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开展新的考古发掘不再是紧迫任务。研究解读和消化已出土文物，是现任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和他的团队的主要工作。雷雨在接受采访时也曾多次表示，一二号坑已经让古蜀国名扬天下，自己从来没有期待过还会有新的突破性发现。
2019年12月，在三星堆景区栈道墙角的一次偶然发现，让雷雨和他的团队意识到，一次重大的考古发掘工作可能正在等待着他。雷雨很快找来了一二号“祭祀坑”的发掘领队陈德安。栈道下方昏暗，陈德安只能用手触摸，凭借多年的经验，他的第一反应是一个大口尊。由此，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再次启动，后来陆续发现的三号坑到八号坑的文物，如今已经是公众熟知的年度考古大新闻，三星堆遗址也成为了考古界名副其实的“超级网红”。
在两年的时间内，考古发掘并没有着急“赶进度”。雷雨说，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考古队想在保护的前提下尽量科学地发掘，如果保护手段跟不上，宁愿暂时不发掘，所以准备了很长时间。考古现场用保护大棚作为第一层保护，恒温恒湿的考古工作舱作为第二层保护。首次采用的考古方舱主要是为了保护坑内的文物还有填土，尽量不要受到外界的污染。
三号坑出土的顶尊跪坐人像，被雷雨誉为一件“国宝级文物”。“它从口部一直到肩部、腹部有好几条龙形的纹饰或者牛形的纹饰，以前大口尊上没有这样的附件，它可能是全中国唯一的一件，从来没有出过龙形的纹饰。”这个尊描绘了“龙身牛头”的怪兽，“可以看出三星堆人思维很开阔，敢做敢想，他们把牛和龙捏在一起，做了一件非常美的艺术品。像这个顶尊跪坐人像，应该是平时搁在皇家的宗庙里祭祀时候用的。”
五号坑出土的半张黄金面具是这次考古发掘的“颜面担当”，几乎登上了所有媒体报道的封面，重约280克。据此推测，这件黄金面具的完整重量应该超过500克，超过了先前在一号“祭祀坑”发现的商代面具。这半张面具宽约23厘米，高约28厘米，含金量为85%左右，银含量在13%到14%。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参与了黄金面具的发掘工作。作为一名亲历者，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了当时发掘现场的景象：“金箔”最初出土的状态，颇似金沙遗址著名的太阳神鸟，像个揉皱的纸团一样，完全被压扁在泥土里，看不出真正形状。“但在逐步清理的过程中能辨认出鼻子、耳朵的形状，推测很可能是件金面具，大家就都很振奋了。”
三星堆的新一轮考古发掘还在继续进行。
1929年燕道诚偶然间的一次掘土，拉开了三星堆遗址考古的序幕。以葛维汉为代表的外国考古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为考古学打下基石的冯汉骥、王家祐，发现一二号“祭祀坑”的陈德安们，以及如今的雷雨、黎海超们，几代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勤恳不倦地探索。
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历程还完全没有看到终点。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推进，神秘的三星堆文化给世人留下了更多的谜团。几千年前的这片土地上，古蜀先民们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和中原文化保持着怎样的关系？为什么他们要用尽心力地铸造青铜器，又在精心布置之后埋入土中？这些追问似乎越想越扑朔迷离，学界从来没有形成定论，民间更是流传着外星文明的假说。
但不可否认的是，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让我们更加确证，除了中原地区的商文明以外，长江中上游同一时期还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区域性文明。三星堆遗址与宝墩遗址、金沙遗址和十二桥遗址等，一起勾勒了古代西蜀大地的历史文化图景。
不管你说啥，鼓掌就是了。我给自己鼓个掌。三星堆遗址4号“祭祀坑”出土的三件铜扭头跪坐人像之一。图片来源：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撰文｜李永博
编辑｜王青，李阳
校对｜薛京宁、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