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殷墟考古的历史也已接近百年。针对殷墟的发掘工作持续时间为何如此之久？

何毓灵：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殷墟已经发掘了九十多年了，在目前我国进行考古发掘的所有遗址中，殷墟挖的时间最长，面积做大，好像已经没什么东西可以做了。但实际上，据我们统计，目前对殷墟的发掘可能只占整个殷墟遗址的3%左右。

想通过3%的发掘面积对殷墟进行全面了解，实际上是很难的，也是不可能的。考古发掘的过程非常慢，每年的发掘面积也就是1000-2000平方米，但殷墟的范围，保守估计是36平方公里，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概念。

近十年或者十几年来，考古发掘不断突破，我们原有的认识也不断被打破。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经常记载生活在殷墟的商人称自己为“大邑商”。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像其他都城那样发现殷墟的城墙。因此，“大邑商”究竟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心里一直没底。最近几年，我们陆陆续续在传统认识的殷墟外围，新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遗址，比如殷墟宫殿区往北10公里的地方有个辛店遗址，遗址规模有多大呢？现在知道的是100万平方米，其中50万-60万平方米的范围都是铸造铜器的作坊区。

过去我们说殷墟的王陵在哪儿，宫殿在哪儿，但实际上它还有大量的手工业作坊区，贵族居住区等。各区域相互之间需要道路相连，当时城市生活用水、排水沟渠等，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收获。

殷墟的大量墓葬在西周已被盗

新京报：在网上，有人说中国最恐怖的文物非安阳殷墟青铜甗莫属，因为这件青铜甗中有一颗人头颅骨。这是否和亚长墓中发现的殉人一样，是一种殉葬方式，或者是祭品呢？

何毓灵：这是很多人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在甲骨文献中，提到商代，特别是商王武丁时期，会举行大量的祭祀活动，尤其是杀人祭祀、杀牲祭祀，这种祭祀规模会非常盛大。甲骨文中还记载，这些人牲主要来自于战俘。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种杀人祭祀的残酷性是不容置疑的。

但文明的进化需要一定的过程。这种现象在殷墟晚期开始大规模收缩，甚至遭到摒弃，到商纣王时期，这种习俗已经开始消失了。进入西周以后，这种情况只是偶有出现。那么，西周以后的祭祀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们在墓葬中可以看到俑的出现，有木头做的木俑。战国以后开始出现陶俑，像秦始皇兵马俑，这也是殉葬的一种方式，这种陶俑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都还有。

青铜甗在当时是非常实用、常见的一种蒸煮器，类似于我们现在蒸馒头用的笼屉，下面可以装水，上面有个箅子，里面可以装东西。在青铜甗中发现人头骨的现象，目前可能发现了三到四例，有人认为这是在进行蒸煮。

我们需要客观去看待这段历史，而不是一味的批判，它可能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这种现象不仅限于中古，在中美洲、南美洲，包括印第安文明或者玛雅文明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即使到了14、15世纪都还存在活人祭祀的方式。

新京报：你曾经提到亚长墓险些被盗墓贼盗取，不少报道和文章中也提到殷墟古文物频遭盗掘，甚至有人说殷墟附近的盗洞如同“地道战”，整个殷墟地下区域被挖得如同筛子一般。针对殷墟遗址的非法盗掘情况究竟如何呢？

何毓灵：盗掘这件事自古以来就有。我个人认为，殷墟的大量墓葬，特别是高等级贵族墓葬，包括王陵，实际上在西周时期就已经被盗。这种盗掘，是因为这可能是灭国的一种方式，比如伍子胥替父报仇，将楚平王的墓葬挖开鞭尸，这是一种复仇的行为。此外，西周时期的殷墟墓葬，特别是高等级贵族墓葬，王陵中埋藏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等，这也成为了被盗掘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盗掘高峰可能发生在北宋时期，因为当时金石学的兴起，很多人开始收集青铜器。清末、民国初年，盗掘之风又十分猖獗，上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因为国家的严厉打击，实际上殷墟盗掘并不是那么严重。进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因为文物走私等原因，文物价格日益趋高，盗掘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严重，殷墟也在所难免。这其中，亚长墓也险些被盗。

盗掘是一个顽疾，很多人铤而走险，我们也不能回避，只能想办法去打击、去治理。在现实中，我们也发现一些盗墓分子租住民房，通过挖地洞的方式盗掘。自2018年以后，安阳地区采取了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打击盗掘文物，抓获了一批盗墓贼。包括由国家文物局出资，地方政府建设，在殷墟建立了一个天网监控系统，成立了专门的公安支队、殷墟管委会，设置网格员进行网格化管理，对殷墟常态化巡查等。从目前来看，基本上得到了很好的治理。

新京报：盗掘会造成哪些无法弥补、不可逆转的损失呢？

何毓灵：盗掘会造成对文物极大的损毁。每当我们挖开一个高等级贵族墓的时候，特别是那种带墓道的墓葬，整个大墓辛辛苦苦挖了两三个月，下去以后甚至连个陶片都没有，完全就被一扫而空的一种状态，这种例子很多了，比如我之前提到的王陵区、贵族墓葬区。其实不光是殷墟，其他一些地方，比如陕西、湖北等地，这种现象都比较多。

何毓灵在考古现场。

“大邑商”达到了中国青铜文明的顶峰

新京报：历史上的“大邑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何毓灵：商代在整个东亚地区是最为强盛的国家，殷墟所在“大邑商”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通过它特有的治理模式，对周边进行控制和管理，同时它也能够对周边进行战争，通过这样的方式，“大邑商”保持了一个强势的发展面貌。特别是在武丁王时期达到了鼎盛，所以历史上也把这一时期称为“武丁中兴”。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它达到了中国青铜文明的顶峰，对中华文明的后续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始终是中华文明传承、记录的载体，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我认为，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和纽带，中华民族就是靠着这种方式，才能够形成一个连续不断的，多元一体的文化面貌，我们无论如何强调汉字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采写|何安安

编辑|王青，走走

校对|薛京宁、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