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到了最后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夜以继日地指挥千军万马，同国民党作最后的决战，原本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但为了指导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需要，仍挤出时间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当时他主要读的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在《国家与革命》第一章“阶级社会和国家”中，几乎每句话旁边都画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画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语旁边画了两条粗杠，这从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同志的所思所想。

当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时，为擘画新中国的蓝图，党中央于1949年3月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建设管理城市。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党中央重新编审了一套十二本干部要学习的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同志为这套书加了“干部必读”四个字。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指出：马恩列斯是先生，我们是学生。他说：“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创业难，守业更难。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更为艰巨的任务。每当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陷入迷惘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总是在马列主义著作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1958年11月，毛泽东同志专门给中央、省（区、市）、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所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或者不大正确的，并提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63年12月31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建议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请示，并列出了学习的书目。1964年2月15日，毛泽东同志对中宣部的请示作出批示，同时要求为便于学习，特别要求将书做成“大字，线装，分册（一部大书分十册、八册，小书不分册，中书仍要分成几册）”，并且表示了自己“急于想看这种大字书”，要求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同志督办此事。外出时，毛泽东同志都要有书作伴，其中就有不少马列主义著作。据他身边工作人员记录，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同志外出前指名要带的书，仅马列主义著作就不下十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