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美好都湮没在炮火之中

在王宫城堡的边墙下，在天主大教堂的阴影里，冬季的薄暮偶尔会引起你的注意。若你环顾四下，可能会有那么一瞬，你发现自己孤身一人。在王宫广场上，石砖铺就的地面和石刻石雕构成一片三角空间，上方巨大的拱廊通向王宫庭院，教堂尖塔高耸，戳向紫晶般的天空—时间在这里可能会滑向任何方向。

如果你通晓艺术史，你也许能想象自己正身处19世纪初期，是浪漫主义艺术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画中的某个人物。弗里德里希生活在德累斯顿，他在画中描绘了这座城市沐浴在柠檬色阳光下的教堂尖塔和穹顶。如果你让自己在思绪中继续漫游，回到更早的时代，那么你又能置身于贝纳多·贝洛托笔下精致细腻的风景。贝洛托也为18世纪德累斯顿建筑的雅致所吸引—开阔的集市广场，比例匀称的房屋和楼宇。若你在那儿站得够久，就能听见这些艺术家也曾听过的乐音：大教堂的钟鸣。钟声敲响，带着些许急切，还有喧嚣，继而沉潜、回荡，仿佛诉说着愤怒。

贝纳多·贝洛托画作。

而正是在这近乎不协和的乐音中，更近、更可怕的时代也不请自来。许多在这里或停或走的人都忍不住去想象—哪怕只有短短一瞬—想象飞机掠过头顶时的轰鸣，想象被红红绿绿的火光点亮的天空，想象熊熊火焰从残破的大教堂越蹿越高。

此类景象不仅限于这一处。就在广场数步开外的地方，有一条雅致的阶梯走道，低处便是易北河与它那令人惊叹的宽阔河岸。和往昔一样，石阶一直延伸至带有闪亮玻璃圆顶的艺术学院。与在天主大教堂附近相同，沿着石阶漫步，你也会步入两条时间的河流：你站在此处，在当下，凝望着易北河那蜿蜒曲折的河谷；而与此同时，你也能看见，在清冷的夜空中，成百上千架轰炸机从西方俯冲而来。你仿佛能看见身边惊恐万状的人群，他们拼命想要逃离炙烫的火焰，本能地涌向河岸。这就是德累斯顿阴森的真相：每一处美丽的景色，都能让人想起最可怕的暴行。所有来到这座城市的人都会体验到这种转瞬即逝的错乱感。用“不安”来形容并不确切，因为这里给人的感觉并不可怖。然而，童话般的建筑景观与其背后的历史并存，无疑尖锐又残酷。当然，错觉也构建在错觉之上：事实上，我们今日所见的许多童话般的建筑都被修复过，其原身早已在之前的灾难中被摧毁。

我们再也看不到表现主义画家康拉德·菲利克斯穆勒在20世纪20年代所绘的那座生动俏皮的城市，再也看不到17岁的酿酒学徒玛戈·希勒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战时下班回家路上会见到的那些砖石与玻璃，再也看不到阿尔贝特·弗罗梅博士、伊萨克维茨一家、格奥尔格·埃勒尔以及玛丽埃莲·埃勒尔在20世纪初刚搬来时的那个资产阶级舒适乐园：精致的餐厅、歌剧院、精美的画廊。这一切我们再也见不到了，因为在1945年2月13日，离战争结束只剩数周时间的那个夜晚，796架轰炸机飞过广场，飞过了这座城市。用一位年轻亲历者的话来说，它们“打开了地狱之门”。就在那个地狱般的夜晚，估计有2.5万人丧生。

重建的难题

德累斯顿被重建了。缓慢，历经困难和冲突。细致入微的修复与小心谨慎的现代景观美化手段结合在一起，所以你很难一眼就辨认出广场上的那些新建筑。但奇怪的是，尽管重建工作奇迹般地完成了，我们却还是能看到曾经的废墟。

以俯瞰新市集广场的18世纪巴洛克风格建筑圣母教堂为例：你可以清晰地看见修复用的白色石材刺向天空，与原来焦黑的砖石和残破的墙柱形成鲜明对比。所有经英国轰炸机司令部和后一天美国第八航空队飞行员轰炸后剩下的东西都被保留了下来—这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这座城市现在成了某种象征残忍的总体战的图腾：同广岛和长崎一样，“德累斯顿”这个名字将永远与“湮灭”联系在一起。这座城市位于纳粹德国的心脏地带，是孕育早期国家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摇篮，这个事实又让德累斯顿所背负的道德难题愈发复杂。

轰炸前后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