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国资频频收购上市民企，功成之后何不身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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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开始在二级市场上阵搏杀，通过投资、收并购民营上市公司、地方国资企业资本化等手段在股市赚取差价、分红与投资收益，以筹措地方发展所需的资金。

在土地财政失效的残酷现实下，各地纷纷探索股权财政的新模式。

资源浪费与挤出效应

一些地方国资可能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和政绩显示，盲目进行高溢价收购，这种收购行为并非总是基于理性的经济考量，有时忽视了收购后的整合效果和长期效益。

上市公司收并购过程中竞争者众，国资与国资，私企与私企，私企与国资均是竞争关系，一旦非理性竞争泛起，将引发“奇货可居”与“冲动消费”，更容易助推高溢价收购，正常的市场价格将被扭曲，竞争秩序也将被破坏。

高溢价收购需要支付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可能原本可以用于更有价值的投资项目或公共服务，造成对当地用于民生保障资金的“挤出效应”。

恶性竞争与区域发展失衡

既然上市公司可以用钱来购买，GDP的增长可以通过短平快的收购方式实现，那么城市间、省份间政绩的比拼可能会演变为地方财政实力的比拼。

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财政实力也各不相同。一些经济发达、财政实力雄厚的省份或城市，在资本市场上的收购行为中自然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如果这种收购上市公司的风气蔓延，财政实力强的省份和城市将更容易在收购竞争中获胜，从而进一步巩固其经济地位，资源也将更加集中于这些地区，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态势将进一步加剧。

在近几年地方国资对上市公司收购的案例中，一些经济强省出手阔绰，横扫四方，将诸多优秀标的收入囊中。可以想象的是，那些经济欠发达、财政实力较弱的地区，本就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勉强度日，必然因“囊中羞涩”而无法参与或承受高昂的收购成本而逐渐被边缘化，大者恒大，强者恒强，“低线城市”在一轮轮钱包竞赛中落于下风，不仅抢不到优秀标的，自家的“宝贝”还被别人挖了去，发展机遇与发展潜力恐将螺旋式下降。

从诸多地方国资的收购案例中可以窥见，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或具有高成长潜力的领域。这种收购偏好极其容易导致相关产业在某些地区过度集中，形成“产业集群”。

然而，这种产业集群并非完全基于市场自发形成的，而是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推动的结果，它可能并不具备真正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同时，其他地区由于难以分享到这些产业成长的红利，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发展挑战。这种产业布局失衡的现象，不仅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还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经济波动和风险。

“挖角”与地方保护主义

在财力比拼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可能出于保护本地利益的目的，采取各种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收购行为。例如，通过设置收购门槛、提供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等方式，吸引外地上市公司迁入本地，或者在收购后强行要求企业迁入本地；同时，也可能通过限制外地国资的收购行为，防止本地优质企业被“挖角”。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做法，不仅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还可能引发地区间的经贸摩擦和利益冲突。更为严重的是，它可能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使得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受到削弱。

债务激增与地方财政风险

一些地方国资为了在收购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可能会采取过度举债的方式进行投资。这种做法虽然短期内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的收购能力和影响力，但长期来看却可能加剧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一旦债务规模超出地方政府的承受能力范围，就可能引发债务危机和财政风险，进而对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收购后的企业如果无法得到有效的整合和管理，将无法发挥出预期的经济效益，甚至可能出现亏损，从而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

在资金的低效配置之下，宝贵的财政资金不仅可能出现巨大浪费，还可能导致地方国资产生大量负债，进一步增加政府财政压力。

国企与民企应各安其位，各领其责

国有资本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引导和稳定市场的作用。国有企业在关键行业和领域中的存在，有助于国家实施宏观调控，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例如，在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领域，国有企业通过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国有资本还承担着社会责任，通过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就业等方式，维护社会稳定。

民营资本则是市场经济中的活跃力量，其灵活性和创新性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更注重效率和创新，能够快速适应市场变化，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民营资本的壮大不仅推动了经济增长，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着社会稳定和繁荣。

国企与民企肩负的使命与责任不同，应该各安其位，各领其责。在众多国资收购民企上市公司的案例中，又能找出几个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领域的布局呢？

市场经济呼唤公平的竞争环境

如何平衡国有资本的宏观调控职能与民营资本的市场竞争需求，如何确保双方在合作中的公平与效率等本就是难题，而地方国资的频繁收购行为可能会进一步扭曲市场机制，使得资源配置不再完全基于市场供需关系和价格信号，而是更多地受到地方政府意志的影响。

在收购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拥有民营企业无法比拟的资源优势，包括但不限于财政支持、政策优惠和行政便利。这些优势使得地方政府在收购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有时甚至可以决定交易的成败。面对拥有强大资源背景的地方政府，民营企业往往难以匹敌，从而在收购战中失利。

这种以政府为背景的资源优势，很容易打破原本基于市场机制的竞争环境，有可能打击民营企业的投资信心和市场活力。

地方政府的过度介入可能导致市场信号的扭曲。原本大家在市场上公平竞争，突然某家企业“黄袍加身”，税收政策会不会变得不一样了？贷款利率会不会更低了？产品市场准入标准会不会不同了？政府采购会不会有倾向性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本应根据市场规则进行优胜劣汰的企业，可能因地方政府的干预而得以存续；而一些具有创新活力和市场潜力的民营企业，则可能因无法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而遭受打压。

供应链之殇：旧链摧毁，新链难建

当地方国资收购民营上市公司后，出于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考虑，如招商引资、产业升级等目标，可能会要求被收购的企业搬迁至新的地区。

然而，这种企业被迫搬迁的行为，往往会带来一系列负面的连锁反应，尤其是对企业原有的产业生态链和创新生态的破坏。

企业在原所在地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他们不仅熟悉企业的业务和文化，而且与企业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然而，当企业搬迁到新的地区时，人才流失问题将变的异常严峻。这不是企业这个虚拟概念的物理迁移，而是万千员工及背后家庭与人际关系的迁移，难度及可能带来的影响可想而知。

即使企业能够在新地区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他们也需要时间来适应企业的文化和工作方式，这不亚于企业文化与生产关系的重建。

一家企业能在一个区域经营发展多年并最终上市，必然受益于当地的人文环境、人才资源、供应链配套等多个因素，甚至与当地的气候条件都密切相关。即所谓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上海无法诞生阿里巴巴，宁德时代也无法在北京扎根。

每个企业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都会与供应商、客户、合作伙伴等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形成独特的产业生态链。这种生态链是企业稳定运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重要保障。

然而，一旦企业被迫搬迁，原有的产业生态链很可能会被打乱，供应商、客户、合作伙伴等需要重新寻找和建立联系，这无疑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和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当富士康选择外迁印度时，当地的卫生环境、工人素质、宗教信仰等因素都对其产品质量产生了影响，迫于无奈，最终郑州还是那个“小甜甜”。

一家上市公司本身的竞争力是显性，而其隐性且本质的竞争力是它所能拉动的密如蜘蛛网般的供应链的协同战斗力。

当一名将军失去了军队和后勤补给，单打独斗又能有几成胜算？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而产业链则是企业创新的重要土壤。一个良好的创新生态，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校、产业链上的众多企业等多方面共同努力和长期培育。

上市公司往往是产业链的“链主”企业，其有着巨大的虹吸效应，以上市公司为节点，当地往往建立起了网状的供应链军团，滋养着毛细血管每一颗细胞。

然而，当地方国资收购民营上市公司并要求其搬迁后，企业原所在地的创新生态与产业链很可能会因为失去核心成员而受到破坏。这不仅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还可能对整个区域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

在苏州，当三星和戴尔的工厂外迁时，他们的液晶屏生产商、背光液晶供应商、焊接材料供应商······要么跟着迁移，要么原地死去，这是一种无比痛苦的抉择。

连根拔起，树断根残，如果到处都在“拔萝卜”，供应链和创新的土壤怎么可能肥沃？

低效运营的传导

在地方国资收购民营上市公司的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部分国企的低效运营方式可能会向被收购的民营企业传导。这种传导效应可能会对被收购企业的运营效率、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产生深远影响。

企业被收购后，公司的事儿谁做主？

民营上市公司在被地方国资收购后，其决策机制往往会发生显著变化，毕竟大老板换了嘛，即便原管理团队仍然被保留，但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对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重构往往是难免的。

即便国资股东清朗开明，原管理团队也因“害怕”而往往选择“主动靠拢”。

部分国企存在着较为繁琐的决策机制和僵化的管理流程，这与优秀民营企业灵活高效的运营方式形成对比。当民营企业被国资收购后，可能会被迫适应国企的运营模式，从而导致决策速度减慢，市场响应能力下降。

毕竟大事小情去请示领导做决策是工作常态，一个事项从写报告到逐级审阅再到“上会”讨论，有时最终得到的答复也是模棱两可的，从决策再到执行，要越过重重关卡与阻碍，哪怕是“一把手工程”，领导与领导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有时也藩篱难越，掣肘丛丛。

国企相关管理制度往往更为严格，一个不证自明、显而易见的决策也需要多层级审批，这有时会削弱企业的市场敏锐度和竞争力。

民营上市公司与国有企业之间在企业文化方面往往存在显著的差异。地方国资收购后，两种企业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摩擦和消耗，导致企业内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受到打击。

这种文化层面的冲突对于企业的创新能力来说是一种隐形的但却深远的影响。相信在国企工作过的人，一定深有体会。光揣摩领导每一句话背后的深意都是一门学问。

一些国企在财务管理和资金运作方面可能较为保守，而优秀民营企业通常善于利用财务杠杆进行市场扩张和产品研发。企业在被国资收购后，普遍会面临更为严格的资金管控和风险防范要求，企业的资本运作能力也将被限制，创新的节奏和发展步伐也可能受限。

经营目标的转变

民营上市公司通常以追求市场份额、技术创新和品牌影响力等长期目标为主，而地方国资在收购后可能更倾向于实现短期内的财务收益和政绩目标。这种经营目标的转变可能会导致企业减少对创新活动的投入，从而将资源更多地分配给能够带来短期收益的项目。

作为国企领导干部，需要发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

但也有一些国企领导，存在片面的业绩观，毕竟在任上就那么几年，现在不出成绩，更待何时？

国企的社会责任和公共属性可能导致其在商业决策中过多考虑非经济因素，这与被收购民营企业的市场化导向可能产生冲突。

修路搭桥，要不要表示一下？排涝通渠，总要起到表率作用吧？不管当地人才能力是否匹配，就业问题要不要帮助解决？

很多企业家应该深有体会，即便公司里没有国资成分，企业属地的各级部门“塞人”进来，你好意思说“不”？如果已经是国资控股的企业了，更要考虑一下企业的社会效益吧？

人才流失，竞争力下降

地方国资收购民营上市公司后，由于管理体制、薪酬待遇和发展空间等方面的变化，有可能还会导致一部分核心人才流失。

部分国企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僵化性，如员工晋升渠道不畅、激励机制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在被收购的民营企业中可能会得到复制，导致员工积极性下降，人才流失加剧。

民营企业在被收购前，可能已经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人才培养体系，但在国企文化的冲击下，这些优势可能会逐渐消失。

毕竟同是国资控股的兄弟单位，凭什么这家企业薪资待遇就比其他企业要高那么多？要不要体验一下“国有企业年度工资内外收入和企业负责人薪酬监督检查专项审计”的威力？

面向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就需要吸纳行业优秀人才，而优秀人才需要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如果薪资待遇不能与市场接轨，那优秀人才就会用脚投票。而这些人才往往是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他们的离开无疑会严重削弱企业的创新实力与市场竞争力。

收购掮客与腐败滋生

在地方国资收购民营上市公司的过程中，争抢优秀上市公司标的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也将难以避免地催生一批“收购掮客”。

这些掮客通常拥有丰富的市场信息和人脉资源，他们游走于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之间，扮演着牵线搭桥的角色，这种角色的存在往往伴随着权力寻租和腐败的滋生。

在一些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获取优质的上市公司资源，可能会借助掮客的力量来进行收购。这些掮客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和人脉关系，为地方政府提供所谓的“内幕消息”和“独家资源”，并以此换取高额的回报。

这种回报往往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可能涉及政治利益的交换。

一些民营企业为了能够在收购过程中获得更好的条件，也可能会主动寻求与掮客的合作。他们希望通过掮客的介入，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利益。然而，这种合作往往建立在不正当的利益输送基础之上，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也可能随之伴生。

更为严重的是，当权力与资本交织在一起时，腐败问题便难以避免。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为特定的民营企业提供收购便利，以换取个人私利。这种权力寻租行为不仅损害了市场的公平性和透明度，还将严重破坏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

积极投资一级市场

地方国资在资本市场上收购民营上市公司的行为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不否认这是地方国资积极参与市场经济、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的一种表现，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国资与其在二级市场下重注，不如把资金投向一级市场，那里才是科技研发的前沿与创新的肇始之地。

一级市场，尤其是创业企业和初创公司，是经济创新和发展的源泉，是就业和创新的重要载体。它们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创新性，能够快速适应市场变化，推动技术进步，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对于地方政府与本地国资而言，积极投资一级市场可以更早地接触到有潜力的创新项目和技术。通过在初创阶段进行投资，国资有机会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这些企业的股权，并在企业成长过程中获得显著的资本增值。这种投资策略的风险虽然相对较高，但一旦成功，回报也将是巨大的。

不仅如此，通过投资一级市场，国资可以积极参与到当地产业链的构建和优化中。初创企业往往聚焦于某一特定领域或技术，它们的成长和发展有助于完善本地的产业链条，提升整体产业的竞争力，进一步推动本地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从财务角度来看，相较于传统的投资方式，一级市场的投资更具灵活性和成长性，能够为国资带来更多的投资收益。这些收益可以用于支持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当地的经济实力和社会福利水平。

国资应争做“耐心资本”

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国资的角色不应仅限于短期的收购行为，更应展现出对长期价值的追求和耐心，要争做“耐心资本”。这是一种长期、稳定、有价值的投资方式，而非短视的、追求快速回报的行为。

当下，国资已经成为一级市场绝对的出资主力。但是2024年上半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规模呈现新低。

2024年上半年中国私募股权市场整体投资金额为2,435.78亿元，较2023年同期的3,191亿元同比下降了23.67%。

一级市场的投资是风险投资，是先有风险，后有收益的投资，不是无风险的资本套利，任何投资都存在风险，更何况不确定性最强的一级市场。面对可能的投资失败，国资需要展现出足够的容忍度。

这并不意味着对失败的漠视，而是对创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波折和风险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为创新提供足够的空间和时间，让其自由生长，最终结出丰硕的果实。

这种更为宽容和开放的投资态度，对于吸引创业者和投资者也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国资展现出对长期价值的追求和对失败的容忍时，它便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这里是一个支持创新、鼓励尝试、包容失败的环境，这无疑会吸引更多的优秀企业慕名而来。

国资本应天然具备“耐心”的属性，如果连国资都想着通过“炒股”赚钱，岂不是又走上了资本脱实向虚的老路？看似无风险的交易，实则把风险丢给了市场，丢给了万千股民，丢给了上市公司原驻地，国资如果都没有耐心了，还怎么号召企业家们有耐心？

好的营商环境是最好的名片

相较于盲目地寻求外部扩张，地方政府更应该将精力和资源集中在优化本地营商环境上。这不仅是一个更为实际和有效的策略，也是对本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与其花钱购买，不如用心培养。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活力和创新能力对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地方政府应多为本地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实质性帮助。多想想还有哪些政策没有落实到位，大到行政审批过程中是否有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况发生，小到员工通勤与子女教育问题是否需要当地政府协助解决。

用时间换不来空间，但用存量可以做增量。

要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来培养一批有竞争力、有影响力的本地企业，这些企业在本地扎根，与地方政府和社区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其购买上市公司落户当地，不如积极将本地民营企业培育成上市公司，这不仅能够提升地方经济的整体实力，充分解决就业和民生问题，健全并强大既有产业链，也将吸引更多优秀企业慕名而来，扎根本地，开枝散叶。

好的营商环境既是培育上市公司最好的养料，也是城市产业招商最好的名片，更是一方长治久安、企兴民富的定海神针。

就在最近，一段录音网络热传，山东省成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一名执法人员在办理案件时称“扶持一个企业我没本事，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

要想解决当地经济发展的问题，与其购买上市公司这颗特效药，不如自我审视病之所源。

毕竟，“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