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所有的Biotech都活下来

破产，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一条Biotech公司破产的消息，往往以隐晦的方式在非公开的渠道首先传开，尽管抹去具体公司名字，但从公司业务、坐标等等信息，很快就能知道是哪家Biotech公司坚持不下去了，然后连同清算、裁员、变卖资产等等字眼，引发一波感慨。

Infinity Ventures联合创始人Jeremy Jonker曾表示，公司倒闭是目前商业环境里最不透明的一环：“美国每年有超过100万家企业倒闭，但这个话题却是一种禁忌。”

标普全球市场情报（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的数据显示，2023年申请破产的美国Biotech数量达到了2010年以来的新高。美国SEC的数据中，显示有高达41家Biotech在2023年宣布破产。

在国内，今年出现了第一家提交破产清算申请的Biotech：1月12日，博际生物正式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交破产清算申请。随后的2月13日，在大洋彼岸上市的Biotech联拓生物（LIAN.US）宣布开始缩减业务、退市，并于2024年底前完成其终止运营的相关活动。紧接着在3月，CGT公司蓝盾生物公开招募评估机构正式推动破产清算流程，去年公司还拿到了其CAR-T管线的1期临床批件。

从去年开始，国内核心生物园区就出现大量空置现象，原先一室难求的园区开始降租金挽留公司。新成立公司减少、存量公司缩减之下，有生物园区的招商负责人表示原来热闹的园区“像被抽空了”，以及“KPI压力也很大”，搬走的公司都是大几十人一起撤离，而现在的形势下却很难再引进相同规模的公司入驻。

这也暗示着Biotech破产或停止运营不会是个例，目前Biotech融资市场虽有初步的改善迹象，可活跃的资金有限，仍有很多企业在生存线挣扎。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接连到来的Biotech破产看作是行业的溃败。

破产，是Biotech生态的必要组成部分

生物科技行业具有非线性特征，创新过程难以预测。Biotech公司的表现尤其具有二元性，因为临床试验结果往往会决定药物开发商的成败。通常情况下，Biotech相较于其他行业，由于其高度的复杂性、研发周期的漫长性，以及监管环境的严格性，是最难把控也是商业模式“最差”的资产。

尤其近几年来，Biotech创新竞争愈发激烈，低垂果实逐渐减少。以癌症为例，许多问题较之过去更加难以攻克，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领域也面临类似情况。Biotech需要持续开发创新技术，以应对日益棘手的医学难题和众多对手。

而一旦技术验证的过程不顺利，Biotech就有可能走上死路。

就在几天前，工程化B细胞疗法Biotech公司Walking Fish Therapeutics破产关闭，创始人表示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主要投资者突然的退出，导致其来不及找到新的投资人，而前期的融资也无法支撑公司未来的持续运营”。这家Biotech最快的管线也仅仅在IND阶段，短时间难以看到临床转化希望的Biotech遭到投资人抛弃，是既无奈又合乎情理的结果。

再比如红细胞疗法公司Rubius在2018年上市时创造了当时最大的IPO记录，曾开发多款红细胞疗法候选药物，涉及癌症、自身免疫性疾病、遗传性代谢紊乱等领域。但Rubius的临床数据缺乏说服力，红细胞疗法被质疑是一条无效的技术路径，最终Rubius在2023年初关门。

即使已经进入商业化阶段的Biotech也无法放松。

今年早些时候，Impel Pharmaceuticals提交了破产申请。它的一款急性治疗成人偏头痛的药物在Trudhesa就获FDA批准并开出了数万张处方。然而Trudhesa并没有达到预期商业目标，这也导致它缺少充足资金支持接下来的管线。尽管Impel尝试了多种维系途径，包括出售公司资产、出售整个公司、合并或其他战略交易等手段，但最终这家Biotech还是走到了破产保护这一步。

还有正常的出清。就像TMT时代一度涌现大量宣称要成为下一个大平台的创业公司，国内的Biotech热潮兴起时，也出现了无数家想引领创新药产业的公司。

“当时多少家都是标榜要做出First-in-Class，后来发现能做Best-in-Class都很了不起，如今再看很多公司做出来的是Me-Worse。”有投资人表示。

一些推测认为，接下来国内一级市场Biotech的存活比例，大致在5-10%。

这并不一定是坏事。从宏观角度来看，破产就像是创业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净化器”。通过淘汰不具竞争力的企业，可以为新企业的发展创造空间，并将资源和人才重新分配到更有生产力的用途上，也为其他公司的运营提供警示或启发。尽管破产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不是理想的结果，但从维持Biotech生态活力这一点上讲，破产带来的并不全是负面影响。

体面破产，一门技术活

近期国内一家破产Biotech的工商信息显示，公司有超过110条司法案件缠身，案由包括买卖合同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服务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等等，同时公司法人代表已经收到了30张限制高消费令。

而股东追责、对赌协议触发，更会将创始人拉入深渊。

这种“一团乱麻”的状态和对“个人无限连带”的恐慌，会让其他Biotech和整个行业都有惴惴不安之感。

美国Biotech公司在面临破产时，可能会经历一种被称为“速决生死”的情形方式。这种方式主要是在美国破产法下进行的一种快速清算程序，破产申请公司首先向法院申请第11章破产保护。

第11章允许企业在继续运营的同时重组债务，也会启动“自动中止”程序，防止债权人采取行动来扣押公司的资产。这可以给公司喘息的机会，不必担心关键资产被剥离。

一旦资产被出售，债务得到偿还，公司可能会宣布法律意义上的“死亡”，即公司解散，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可能通过重组继续存活。

这一快速清算过程往往很快，资产评估、资产出售，以及债务偿还通常在破产申请后几个月内完成，减少法律和行政成本，尽快让公司重组或清算，尽可能地减轻对债权人和投资者的影响，适用于那些资金链断裂严重、无法维持正常运营和需要迅速解决债务问题的Biotech。

通过这种方式，公司能够快速“自救”或优雅“出局”，最大程度地减轻破产对所有相关方的影响。前文中的Impel Pharmaceuticals便是申请第11章破产保护。事实上，在疫情之后，美国有数家Biotech由于无法承受债务累积而选择第11章破产保护，包括罕见病疗法公司Permeon Biologics、代谢病疗法公司Vivus、血管疾病药物公司Aerpio Pharmaceuticals等。

Aerpio申请第11章破产保护，动脉网制图

从Aerpio申请破产保护的流程来看，虽然Aerpio作为一家独立的公司不再存在，但其资产和技术通过合并后的新公司得以继续发展。对于Aerpio的股东来说，他们在Aerpio的原有股份价值已大幅缩水，这种结果虽然可能远非理想，但他们在合并后的新公司中获得了一定的股份。

还有一些仍有一定资产的Biotech，可以适用一些州法上的“建议破产程序”——An assignment for the benefit of creditors（简称为ABC）：将公司资产交给债权人处置。

ABC程序目的一般不涉及重组，也不受联邦法院的监督，是一种更轻快、简便的方式。更重要的是，ABC是非公开的方式，而破产在公众心目中往往与失败和财务困境联系在一起，因此选择ABC可能对公司的声誉影响较小，对Biotech管理层和董事的负担更轻。

当Biotech创业失败时，一个成熟运作的破产体系至关重要。创业者可以快速、体面、低成本地退出，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新的职业选择中。漫长而复杂的破产过程不仅会过分耗费创业者的资源，创业者也可能会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

同时，快速、高效的破产程序也是对Biotech投资者的重要保护。如果破产程序冗长，投资者的损失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加深对Biotech行业的风险厌恶，形成恶性循环。

此外，Biotech行业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其专利、管线资产，仍然可能在重组或易主后焕发生机，对破产公司的妥善处置能让更多有前景的项目得到继续推进的机会，这对于新药研发生态至关重要。

不需要所有的Biotech都活下来

去年，Flagship孵化模式下有4家公司接连倒闭，市场开始认为这种追求Biotech创新的方式“不灵了”。但是，Flagship本身也不认为所有公司都能活下来，和多数VC一样，其挖掘前沿科技、组建团队，并经过大量漏斗型筛选的逻辑，建立在多数Biotech都将消亡的基础上。

Flagship在游说人才加入或领导创业Biotech时，也会提供给他们足够的安全感：既描绘创业的美好图景，也为他们保有退路，即使失败，他们成功的职业生涯也不会戛然而止。

而凭借良好的融资运作，在一家Biotech公司出问题之前，Flagship往往已经全身而退。这是Flagship赚钱的方式，也是让科学带来价值的方式。

因此，市场不必苛求所有Biotech都背负重大的生命科学使命前行，并期待它们在寒冬中坚持到底。

生物医药行业的特殊性，使Biotech创业相比其他赛道有更多道德感与责任感的压力。资金端长钱短缺，支付端选择不多，两方挤压下中国Biotech还要带来更多、更好、更新的产品实属不易，在艰难条件下苦心经营仍遭遇生存问题的公司与创始人，实在不应该被过分指责，或是被扼腕叹息的同时再被补一句“行业不行了”。

而浑水摸鱼的公司、借创业之名大肆捞钱的创始人，则应被加速淘汰、甚至被行业拉黑。所幸在中国生物制药行业逐渐步入正轨的进程中，大量“水货”的面目已被识破。

中国生物制药，处在有史以来做得最好的时候。公司陆续出清不是Biotech的溃败，而是中国Biotech的新篇章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