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吸引外资政策频出，如何打好“组合拳”？

最近，一系列高层密集活动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中国需要外资，并将一如既往地欢迎外资进入中国

首先是中国领导人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表达了希望中美关系稳定，同时欢迎美国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

3月24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了主旨演讲，再次强调了“扩大开放”的重要性。

3月26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出席“投资中国”首场标志性活动并致辞时，强调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提供更好的保障给外资企业”。

从今年前两个月的数据看，在吸引外资方面仍有压力。3月21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会上介绍，2024 年 1 月至 2 月，实际使用外国直接投资（FDI）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19.9%，达到 2151 亿元人民币（300 亿美元）。

当前形势下，“保就业，促消费”显得尤为重要，而外资在这两个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外资企业提供了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FDI在华设立企业，需要雇人，会创造就业，会有技术溢出。如下图所示，中国外企就业在2001年为670万人，以后出现放量增长，到2013年接近3000万人。尽管这期间中国城镇就业人口增长了60%，但外企就业占城镇就业的比重从2.78%上升到7.7%。2014年以后，外企就业规模停滞并略有下降，到2023年已经少于2300万，占全国城镇就业的5%。

占全国城镇就业的5%看起来并不多，但外企的就业都是高质量就业，不仅参缴职工社保、遵守劳动保障规范，而且薪资水平高、缴纳个税高。

中国城镇就业大致可以分为单位就业与个体就业，单位就业的待遇水平要好于个体就业，其中单位就业又分为非私营单位就业和私营单位就业，前者包括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股份公司及港澳台外资企业，后者主要是民营企业。非私营单位就业质量要明显高于私营单位，仅从工资一项，前者是后者的1.6倍以上。

所有的外企就业都是非私营就业，外企就业占非私营就业的比重在2013年超过了16%，目前为13.6%。这显示外企就业在高品质就业岗位创造上的角色。

图 | 外企就业的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左轴单位：万人。外国企业为除港澳台以外的其它国家的资本设立的企业。

外国企业为除港澳台以外的其它国家的资本设立的企业。外企在地区之间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外企在一些省市更加重要。全国的外企就业里，有四分之一在广东，四分之一在上海和江苏，四分之一在北京、浙江、福建和山东，其余的四分之在余下的24个省市。

图 | 外企就业的分布及占该省非私营就业的比重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外企包括港澳台企业和外国企业。

如上图所示，外企对于上海至关重要，高品质的非私营单位就业，外企雇佣了其中的40%以上，没有外企，就没有上海光鲜的白领，高端就业岗位会迅速内卷。

广东、江苏、天津、福建、北京的打工人同样离不开外企，外企就业占到了他们高品质的非私营单位就业的比重都在20%以上，广东达到了30%。外企对于这些省区的高品质就业的促进，还可以换一个视角来看。我们以个税为例，缴个税的人群收入相对较高，因此缴个税的规模相对能更好的体现一个地区的就业品质。

从全国来看，尽管外企就业仅占全部城镇就业的5%，但外企雇员缴纳的个税占全部个税的17.9%（2019）、17.2%（2021）。如果分省来看，和外企对非私营单位就业的贡献一样的不均衡。上海的外企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的不到25%，但贡献了34%的个税，浙江的外企雇员占城镇就业的比重不到7%，但个税的贡献超过了18%。全国几乎所有的省份外企雇员贡献的个税占比都超过了其数量的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位于红色虚线以上，意味着缴纳个税的贡献要大于就业人口数量上的贡献。

毫无疑问，外企整体是中国城镇就业质量最高的去向之一，整体上也要好于国企，对东部发达省区尤为关键。事实上，外企对省区的贡献不仅仅在就业和个税上，在所有的税收上都有类似的现象，尤其是企业所得税，外企贡献的企业所得税占比明显高于增值税，这意味着外企不太隐藏利润或者利润比较高，上海和天津的外企更是贡献了全市50%左右的企业所得税。与个税大致相同，对全国税收贡献比较高的京津沪苏浙粤的税收高度依赖外企，在辽吉这些地区，虽然省区对全国税收贡献不高，但本地也非常依赖外企。

图 | 各省外企贡献的三项税收占所有企业的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税务年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税三者合计占外企贡献税收的85%以上。

有人也许会问，我不在外企工作，外企的工资高与我有什么关系？这种局部视角迷惑了很多人。事实上关系巨大。外企整体提供了较高品质的就业岗位，整体上拉高了高人力资本人群的收入，进而带动了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

举一个例子，就会理解的更清楚。一家企业，从总经理、副总，到部门总监、经理、副经理，到基层员工，有明显的行政等级，当外部机会多，一个总经理跳槽离职，整个企业内部提拔一个总经理，会带动一连串的升职，这是外企在中国扩张时发生的故事。而相反，当外企萎缩、退出时，外企流出的劳动力将会挤出内资企业的就业岗位，进而造成从高收入到低收入的就业机会挤压，也就是内卷。

同样的故事，当问及“我在一个外企不多的内地城市，外企和我有什么关系”，答案同样是有关系。东部发达省区产生的税收，并不是全部用在本地，京沪等省区的征收的税收，本地分享不足50%，其余的都上缴中央，而中央拿到分享的税收，少部分用于国防等中央事务，大部分以转移支付拨给地方，但主要并不是拨给贡献中央税收比较多的省区，而是那些相对较穷的省区，比如四川、河南，这些省区的外企少，但他们间接从外企多的上海、广东等省区受益。

如下图所示，全国仅有9个省区的中央级税收大于从中央获得的转移支付，而京沪粤苏浙五省，每省向中央净贡献了6000亿以上的税收，其中广东净贡献高达1.4万亿，而上海超过1万亿。

这几个省区之所以有能力向全国净贡献这么高比例的税收，核心原因之一就是外企多，外企贡献的税收多。把外企从这些省区剔除，这些省区对中央财政的贡献，至少要减掉一半。也就意味着其余的20余个从中央财政受益的省区的拨款要少一半，这些拨款往往对应着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补助。

图 | 分省区对中央财政的净贡献

数据来源：中国税务年鉴、财政部网站。单位：亿元。数值=该地区中央级税收-中央下拨转移支付。

保持一个开放的、稳定的外部环境对于中国经济至关重要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余年，中国的发展从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中高收入国家。尽管这其中有中国自身的特质，比如中国人勤劳、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最核心的原因在于中国成功抓住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全球化浪潮的机遇。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并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国以出口为导向，满足了全球需求，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需求。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中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税收收入，并吸引了进一步的资本流入。这不仅解决了中国劳动力的农村转移和城市化的就业问题，而且使得中国的城市化成为高质量、可持续的进程。

人口与经济的集聚的结果是城市里就业机会多，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与人口的主要承载地，地价高又带动了城市以土地为融资工具，开启了基建大投资，成就了所谓的中国基建狂魔。

在这里，FDI的规模虽然微不足道，但他带来的边际增量，在过去三十年内，至关重要，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外资，就没有今天中国经济中的大多数故事。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富裕，以内需为主的内循环经济尚未建立起来，庞大的产能是中国自己无法消化的，如果FDI不增量甚至还要资本外流，那么中国的内循环将会遭受巨大的冲击，可能很难保持现在的状态，会出现中产阶级下流化等退步的现象。

近期中国领导层的一系列活动就是一种明确的表态：中国会一如既往的欢迎外资来华投资、拓展业务。虽然民间偶尔会传出一些不和谐的杂音，但我们仍希望官方的态度能起到一锤定音、正本清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