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与河南，谁更离不开谁？

2024年上半年，曾经长期稳坐中原外贸第一省的河南，出口增速为-19.1%，排全国倒数第三，其中富士康的产能波动，具体说是手机出口同比大幅下滑49.1%是主要原因。

而在关键时刻，富士康又“回来”了。7月，富士康与河南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宣布投资10亿在郑州建设新总部和七大中心，河南领导更是直言：

“希望富士康坚定投资河南的信心”。

iphone来了

2010年，广东开始“腾笼换鸟”，即：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改而发展高新附加值产业。

深圳市政府就在当年的两会上表态，深圳面临“土地、能源、环境、人口”四个难以为继的问题，推动新一轮产业升级迫在眉睫。

而当时越演越烈的用工荒加上用工成本上升等因素，也在催促着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产能布局作出新的思考。

三到六月，连续发生的员工跳楼事件，让富士康成为焦点。此后不久，富士康与深圳达成共识，留下研发中心和两个高技术含量的事业群，其他产业迁往内陆。

消息一出，河南、河北、天津、山东等内地省份纷纷加入了富士康内迁的争夺战。

对内陆城市而言，引进富士康不但能解决就业、创造税收、拉动外贸，而且有望带动本地科技产业的发展，甚至是可以改变本地产业经济命运的重大机遇。

据当时富士康深圳园区的保安透露，那个时期各省市领导简直要踏破富士康的门槛。如果没人引荐，就算你是市级领导，也进不了富士康投资规划处的大门，许多地方都是一把手带队来招商，但是连谈判的机会也没有得到。

河南引进富士康的尝试始于2007年，当时郑州市政府组建了“富士康科技集团郑州投资项目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市长亲自担任小组长，多位副市级干部担任副组长，小组成员都是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但是进展甚微，用省商务厅一位领导的话说就是：

“当时富士康对郑州没什么兴趣”。

几年下来，虽然负责招商的领导小组名单换了，但河南对富士康的努力一直没变，当富士康自己开始感到产能布局的压力之后，2010年3月，转机来了。

富士康派出先遣组到郑州考察了一周，虽然绝口不提是否投资，但问了很多涉及IT产业和人力资源的事。

一位参与接待的官员回忆：

“那时候富士康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我们不知道。”

这次考察之后，河南的反应很快，对接层级立即上调，由书记和省长直接负责。历经四轮谈判后，河南在土地和税收上，给出了让富士康心动的优惠政策，包括：规划了10平方公里的超大生产用地；投产前5年免企业税和增值税，接下来的5年税收减半；申建国家级综合保税区等。

6月20日，郭台铭终于亲赴郑州，在省长的陪同下参观了郑州新区CBD，双方在当天的晚宴上确认了合作的意向。

随后，河南分管招商的副省长带领几十人的代表团，赶赴深圳敲定最后的细节，郑州出口加工区管委会副主任说，“那段时间，我们就住在龙华，富士康的事情就是唯一的工作。”

6月30日，郑州市政府与富士康草签协议，双方约定，将在电子信息产业、光电产业、销售网络建设等领域展开合作。

富士康投资河南的第一单刚落锤，为了赶上投产时间表，郑州出口加工区管委会从领导到员工100多人，睡了一个月的办公室沙发，2000名工人分三班倒昼夜赶工，完成了一共7栋合计6.25万平方米标准厂房的改造及电力设备安装等基建工作。

施工时，一时买不到富士康厂房需要的特殊规格电缆和空气压缩机，市政府的人就到市内正在施工的地铁工程去“借”，“只能先让其他工地等着，不然怎么办，这是‘省长工程’。”

从一纸协议到第一个零件落地，郑州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富士康对“郑州速度”感到惊喜，苹果时任首席运营官杰夫·威廉姆斯也伸了大拇指，“郑州非常专注。”

而富士康也给河南带来了惊喜：它将在这里生产的是全球最有价值的科技产品，是众多河南官员和老百姓口中真正能让中原地区发展起来的东西，这东西的名字叫：

iPhone。

郑州“苹果城”

2010年10月，在河南省的加紧申请下，国务院批准郑州设立新郑综合保税区，这也是中部六省第一家综合保税区。

综合保税区是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类型里面开放层次最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手续最简化的特殊开放区域，相当于“境内关外”，可最大程度简化企业进出口流程。

新郑综合保税区几乎可以说是为富士康而设立的，富士康郑州总部以及生产基地就落户在这里，其占地相当于四个富士康深圳龙华园区的面积，因为生产iPhone，这里也被称为“苹果城”。

2011年11月，在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的封关仪式上，郭台铭感慨道：

“去年，我第一次来是6月份，这里还是枣园和沙地。现在已经建成了130多万平方米的厂房，河南的速度、河南的效率令人惊叹，河南人，NO.1！”。

政策、厂房、人员备齐后，富士康以iPhone为生产重心，启动了“金匠中原”计划，以河南郑州、洛阳和山西晋城三座城市为据点，形成中原金三角制造基地：

郑州负责iPhone产品的整机组装制造，洛阳配置玻璃面板生产基地，晋城则为核心零组件等的生产基地，太原生产iPhone后壳等物料。

富士康的到来，给河南带来很多的改变。

每到用工旺季，从乡、县、市再到省，河南各级政府部门都有为富士康招工的任务指标，各地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就是富士康的招聘联系人。

街上到处都是“富士康招工报名咨询点”，诸多河南务工者不用再远走珠三角打工，而是走进了郑州富士康现代化流水线，快速让其成为了全球最大智能手机制造基地。

2014年10月，苹果CEO库克来到新郑保税区，在郭台铭的陪同下进入iPhone 6的组装车间，这是他第二次来郑州，目的是督战iPhone 6的生产。

当时，郑州有94条iPhone 6和iPhone 5s的生产线，每天的产能达到50万部。

库克穿上白色工作服和鞋套，在工作台前体验了一回装箱工，还在一名女工旁边坐下，聊了足足5分钟。

ipone6是库克接任苹果CEO后推出的首款大屏手机，2.24亿部的全球销量让他一战封神，也把河南的外贸进出口规模拉到了历史最高。

这个过程颇为戏剧性。

2014年的前8个月，河南外贸月度进出口还徘徊在300亿元以下，随着iPhone6的销售，其9-12月的月度进出口已连续冲破500亿，最后以全年3994.4亿元的进出口总值创下历史新高。

那张库克和富士康女工笑容满面的照片，也传遍世界，刷新了郑州的形象。

2010年到2016年，郑州富士康的手机产量实现了每年约3000万部的增长速度，累计生产了超过4.6亿部iPhone。

2015年，全球每七部手机，就有一部产自郑州。

整个“十三五”期间，郑州富士康累计带动200余家相关产业链企业入驻“苹果城”所在航空港区，完成投资3000亿元。

入驻郑州以来，富士康郑州科技园产值实现了“十二连增”，年均带动300亿美元的出口额，累计进出口额约占河南省进出口总额的60%、郑州市的80%。

郑州因此成了全球独一无二的“苹果城”。

携手转型

近年来，受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等因素的影响，苹果加大了在印度以及东南亚的产能布局，作为其主要代工服务商，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产能调整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

两种观点也开始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河南更离不开富士康，富士康打个“喷嚏”，河南经济就会“感冒”；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富士康更离不开河南，印度产iPhone的良品率很低，没有在郑州的几十万产业工人，iPhone的供应无法保证。

毋庸讳言，苹果供应链的分散和产能转移确实会对郑州富士康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河南的电子信息产业，冲击外贸产值，拖累河南经济发展；而苹果与富士康，也的确需要郑州富士康的产能支撑，才可以确保其iPhone的继续成功。

但客观地说，无论富士康，还是河南，抑或是更多合作者，都不至于谁离开了谁就过不下去。

河南不只有富士康，2023年，富士康全年营收4763.4亿元，而河南全省的GDP是5.9万亿元，不存在所谓离不开富士康；作为世界500强排名27位的鸿海集团，其业务也不止在河南，即便是iPhone，全世界也不只有郑州才能做得出来。

所以，真正的发展思维不应该是谁离不开谁，而是如何更好在一起，如何更好地相互需要，相互合作，通俗地说，就是更好地携手共进。

事实上，所谓的谁离不开谁背后，河南与富士康一直都在更努力地双向奔赴。

一方面，即便苹果要实现将25%的iPhone产能转移到印度的目标，郑州富士康依然将是iPhone最重要的生产基地。

以被苹果寄予厚望的iPhone16为例，目前，该产品正在备货周期，而郑州富士康也进入到生产旺季，其工人时薪从21元涨到26元，在制造车间做满三个月还有超过8千元的奖金，据财新报道，仅7月份有5万名新员工进厂。

另一方面，河南与富士康还在合作更多。

以iPhone为导入，“苹果城”所在的郑州航空港区抢抓产业机遇，探索出了以新型显示和智能终端为突破口的电子信息产业转型的发展道路。

这条道路下，郑州航空港区正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升级，从单一的手机制造拓展到后端模组、半导体、集成电路等关联产业，河南正在构建“芯屏网端器”的全产业生态圈。

鸿海集团现任董事长刘扬伟表示，“数位转型是鸿海从过去‘劳力密集’转型为‘脑力密集’的重要阶段。”目前，其转型也正对应到在郑州，在河南的投资发展中。

2023年以来，富士康在河南动作不断，新事业总部在郑州揭牌，并且成立了河南富士康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公司等多家新公司。

刘扬伟更是三次访问河南，承诺在河南再造一个“新富士康”，他在富士康新事业总部揭牌仪式上说：

“将持续深耕河南，加快实施包括电动车、半导体等方向在内的转型发展战略。”

据不完全统计，建厂至今，富士康累计培养熟练产业工人350余万人，它不但有效缓解了劳动力大省河南的就业难问题，也帮助许多农民工变成了产业工人，这也是它给郑州，给河南留下的，转移不走的巨大财富。

郑州与富士康或许只是一个缩影，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全球供应链和市场变局的过程中，无论中国，还是投资中国的企业，都会面临新的变化，乃至分合，但无论怎样：

重要的都不是谁离不开谁，而是如何更好在一起，携手应变，续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