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备受瞩目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共15个部分、60条，分三大板块，包含300多项重要的改革举措，涉及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么，这些改革举措将如何指引中国未来的发展？就相关问题，中国网《中国访谈》特别邀请到辽宁大学校长、国际经济学会会士余淼杰教授进行分析解读。
辽宁大学校长、国际经济学会会士余淼杰教授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专访 （摄影：伦晓璇）
中国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那么，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的重点内容？为什么它如此重要？
余淼杰：如果我们认真学习三中全会的公报和《决定》就会发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就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我们知道，之前有一句话叫“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次三中全会其实是一以贯之地坚持了这个理念。它的表述中有两个词特别关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这两个词体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其实效益最大化，如果更加大白话一点，就是利润最大化。换句话说，它是利润最大化以及成本最小化的结合。如何实现成本的最小化呢？就是我们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包括隐性、显性成本。三中全会《决定》中进一步深入地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以及需要做的工作。
那么，怎么样真正做到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更好地相结合，《决定》中也有很多新的表述。比如说有为的政府方面，《决定》特别强调政府治理，实现良治和善治（的结合），这点特别重要。它相当于是把政府治理放到国家治理的大范畴中。国家治理它是一个更全面的概念，除了政府治理以外，还有社会的治理等等。其中政府治理，我们可以看到，良治和善治成为一种目标。如果再具体一点，有为政府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宏观政策，除了财政政策以外，对货币政策的表述更为宽广，包括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换言之，这也和我们之前的金融强国战略，包括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系统性的工程，也是（我对）三中全会反复提及系统性工程的理解，这是第一点。
第二，怎么样保证我们在“管得住”的同时能“放得活”。刚刚讲了“管得住”，那么，怎么样放得活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我个人认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说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之前党的二十大报告，包括之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作为一个重点来强调。但这一次三中全会，我们看到一个更新的表述，更全面的指引方向。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它应该分为几个方面来实现：
第一，要素市场的统一。你可以看到在三中全会的公报和《决定》中，对要素市场的统一做了更全面的解释。之前有错误的观点认为统一就是计划，计划就是反对市场。这么理解当然是错误的或者片面的。这里对统一，讲得很清晰，统一的对立面是分割。统一是指市场基础设施规则的统一。这是第一点。
第二，监管的统一。
第三点，基础设施连通的统一。
所以，它对统一讲得很清晰。
再进一步，说到要素市场，哪些要素需要统一呢？基本上我们有几大要素，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能源、数据、交通等要素的统一。举个例子，比如数据市场的统一，我们现在强调数字经济，强调打造各类数字场景，这是很好的出发点。但事实上，目前一些地方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数字并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真正的市场。比如说，政府的数据以及社会的数据，政府各个部门的数据其实并没有完全打通，《决定》直接提出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要打通，然后实现数据的共享，这就是统一的一个方面。
还有对于资本的统一、人才的统一，《决定》中也讲得很清晰。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是按照价格（统一），比如资本的价格就是利率，如果说雇佣人才的价格，那就是工资或者报酬。对于这个价格，《决定》提到必须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这就相当于对我们以前所讲的“按劳分配”更高一个层次的表述。那么，体力劳动比较容易按照按劳分配（决定报酬），那么如果是脑力劳动者，好像不能够简单地按劳分配吧？那按什么来分配呢？按照贡献，按照其对社会的贡献来确定。所以，如果我们认真学习三中全会的话可以说受益良多。
我再举个例子，《决定》中也特别强调了要推进城乡融合，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那么人才的流动，户籍是绕不过去的一个点。所以，这也是一项很重要的改革，您可以看到我们的改革（涉及）方方面面。这是关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第一点，就是要素市场的统一。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商品和服务的统一，相当于要素市场统一是起点，终点是商品和服务的统一。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内贸和外贸产品要实现“三同”，即“同质同线同标”，同等质量、同条生产线、同一标准。怎么样来实现呢？我们需要基础设施的联通，其实就是降低消费成本。降低消费成本又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有形的成本，就是我们讲的物流成本，通过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例如“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以及通过各种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降低有形成本。隐形的成本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好还是不好，这个就是隐形的成本。比如有些地方明明基础设施很好，但如果软性的营商环境不好，也会影响这个地方的发展，因为他的隐形成本过高。所以，我们另外一点是降低隐形的成本，这也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桥梁，起点是要素市场的统一，终点是商品和服务市场的统一，过程是设施联通以及生产要素、消费成本的降低。那么，怎么样保证呢？就是统一的监管，是国家制定的规则、标准统一的监管。我们要实现什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谁来做这个事情呢？如果从中央角度（是）市场监管总局，地方的话（是）市场监管局，当然是在政府的领导之下推进市场监管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部署），我觉得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点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来保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立足于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但目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来保证高质量的发展呢？最主要的就是培育新质生产力。
中国网：您提到新质生产力，那在您看来，如何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来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余淼杰：我们看到，三中全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培育新质生产力从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随着三中全会的公报和《决定》的发布，我个人理解，培育新质生产力是个“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首先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第二是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第三是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所以，一个是技术，一个是要素，一个是产业，三位一体。其中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我认为是技术。因为我们能否培育新质生产力，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实现技术革命性的突破。那么，如何来实现技术革命性的突破？如果要实现技术革命性的突破，源泉来自于哪里？源泉就来自于创新。我们知道，创新通过研发来实现，研发包含两个类型，一类叫做原始性的研发或者叫产品的创造，换言之，是一个产品从无到有（的过程），这是一种从0到1的飞跃，或者叫产品广度的一个创新；还有一种叫深化，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产品，但我对这个产品进行了改进，比如华为手机一代一代地更新，这叫产品的改进，这是从1到N的深化。所以，一个是广度，一个是深度，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不管是广度还是深度，其实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就是实现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再具体一点，创新是有风险的，很容易失败，所以我们要有容错和纠错的体制机制。所以，我们学习三中全会时可以发现，讲到新质生产力的时候特别强调机制体制，那机制体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个人的理解，比如说资本，因为创新，大白话讲是需要烧钱的，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成功当然好，失败怎么办呢？我必须有充分的资本投入。资本由谁来投呢？以前我们说创新主要由政府来投，这也对，必须要有一定的政府公益性地投入。但其实除了这部分，还不够，三中全会讲得很清晰，还必须允许或者引导、鼓励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从而培育“耐心资本”。这是资本创新性配置，这是第一块。
那有钱了，那还得有人，你才能够把产品创造出来。所以说必须要提高人力资本，那么人才从哪儿来？有一点，我们一定要认真地思考，就是说我们企业去大学招学生的时候，肯定不是说学生来到我这里（企业），就马上能够对每个工序都很熟悉。我的意思是说，学校培养的应该是通识性、博雅性的人才，面对的是各行各业，并不只是一个行业。所以，（高校）应该培养的是能够独立思考，善于学习的人才，这才是大学培养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大学毕业生所应该具有的素质。对于行业来讲，有了人才之后，还希望人才能够结合本行业进一步发展，所以在岗的培训也很重要。因此，我的核心的观点就是，除了高校培训的通识教育以外，还需要我们企业进行在岗的培训，通过这两个方面来提升我们的人力资本。这就是我对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理解。
第三，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我们关于培育新质生产力有三大类产业。
第一类产业是我们的传统产业，也就是老字号产业，那么传统产业如何转型升级呢？两个方式：一个是数智化，数字化（Digitalization）和智能化（Intellectualization）；再一个是绿色化。可以看到，绿色化和数智化其实是保证传统产业能够进一步转型升级的一个关键。
第二类，除了“老字号”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原字号”，比如很多原材料或产业，这些产业怎么培育新质生产力呢？关键在于拓宽附加值链条，换言之，到市场上卖的最终产品不只是附加值比较低的原始产品，也包含通过深度加工拓展其附加值的产品。
第三类就是我们要培育未来的新兴战略性产业，请注意这三个词“未来”“新兴”和“战略性”。什么叫做未来产业，什么叫做新兴产业，什么叫做战略性的产业呢？其实讲的是八大产业——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代表着我们发展的八个方向，这是我们培育新质生产力所涉及的新模式、新动能，还有新场景。这是我们培育新质生产力最主要的内容。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就是各个地方要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是什么意思呢？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苏州，苏州是怎么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呢？一方面他们有产业集聚，比如昆山、太仓都有产业集聚，另一方面，产业聚集的同时引进外资，差异化地发展。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很好地把产业集聚和FDI（外商直接投资）结合在一起。
另一个例子是东北辽宁打造的20个产业集群，包括沈阳、大连，各个城市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自己的产业。所以，这是我对怎么样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点理解。
辽宁大学校长、国际经济学会会士余淼杰教授 （摄影：伦晓璇）
中国网：我们还注意到，《决定》提到了要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多机会，从立法、扩大市场准入、参与国家重大项目，以及完善融资支持、产权保护等各方面进行改革部署，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那么在您看来，这些改革举措落地之后会为民营经济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余淼杰：对，这也是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我觉得至少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第一个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第二个是“两个毫不动摇”，我们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也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我先从国有经济讲起。国有经济如何发展？《决定》其实给我们指明了非常清晰的方向。首先，国有经济要强调主业，在涉及国家安全，比如国防、国计民生，像应急系统，这些领域要加强国有经济。而且您还可以看到，三中全会《决定》特别清晰地对电信、铁路、能源、水利等行业进行了比以前更详细的部署。
中国网：自然垄断行业。
余淼杰：对，从经济学上来讲，自然垄断性行业意思是说，如果由一家（或少数几家）企业来生产的话，它的固定成本很低，这是我们以前对自然垄断的理解。
这一次，对自然垄断性行业，《决定》中有两句表述，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注意，非常重要，即自然垄断性行业内部的自然垄断性业务，独立经营；具有市场竞争性的业务，市场化管理。换言之，自然垄断性行业的某些环节也要实行市场化的管理。市场化的管理意味着市场化的准入，市场化的竞争。那谁来进入？欢迎民营经济进入。
此外，对民营经济的表述也更为清晰，正如您刚才讲到的几个方面。
第一点，我们都知道，民营经济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所熟知的“56789”，即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所以，可以说民营经济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看到，《决定》在要素准入和退出方面进行了部署，原来强调要素市场的准入，现在还提到了市场的退出，而且还提到要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换言之，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保证“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也可以看到，《决定》提出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谁和谁平等呢？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要素获得要平等，换言之，在土地的获取、贷款的获取，包括数据要素的获取方面，享有均等的权利，这是第二点，这非常重要，可以有效地化解我们（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第三点，您可以看到，《决定》提出要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就是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欢迎民营经济进入，而且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此外，我们可以看到，《决定》更加强调要保护知识产权，包括各种产权制度的完善。还有“两个健康”（即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两个健康”也非常重要。民营经济由谁来做？民营经济主要由民营企业家来做，所以你可以看到《决定》中强调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在保护企业家的私有产权方面讲得很清晰。所以，我觉得这也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中国网：我们接下来再来聊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因为我们了解到，财税体制改革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话题。《决定》当中提到要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还对消费税的相关征收环节进行了改革部署。此外，还提到要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的支出比例。对于这些举措，您是怎么理解的？在您看来，这些部署对于缓解当前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有怎样的帮助？
余淼杰：对，我们可以看到，三中全会对财税方面的改革也做出了很具体的部署。其中正如您所讲到的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央地之间的关系。央地关系，最重要的是，事权和财权相匹配这样一个原则，这是我的第一个理解。
第二个方面，其实是要相对扩大地方财力的自主权，这也是第二点。您可以看到它的表述，正如您刚才所提到的，事权如果属于中央，那么由中央支出，同时扩大地方的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大白话来讲，就是说钱由中央来出，税由地方来收，这个大白话（的解释）。如果从更加规范的表述上来说，就是要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所以，您可以看到，我们保障社会的公平，通过财税体制改革保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我们说的效率，然后公平是社会的公平，通过这样一个体制来进行。
这里面涉及到几个方面的改革，比如第一个方面就是直接税，比如说个人所得税方面的改革，《决定》中提到了，但没有讲个人所得税具体要怎么样进行改革，因为一切都还在探索之中。我从经济学者的角度谈谈我个人的理解。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累进税制，这是大势所趋，肯定是对的，全球都按照这么来的。那么，累进税制，各个税段的设置是否一定合理呢？是否有可以调整的空间呢？当然，我们要保障一定的财源，要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么财源从哪里来呢？我觉得应该从间接税方面入手来扩大，就比如您刚才提到的消费税后移。消费税后移是什么意思呢？消费税，一般来讲，我们以前的征收是从前端来征收，从生产、加工、进口等方面进行征收，现在转移到消费环节，到了销售环节来征收消费税。此外，对于消费税的税率也是可以考虑斟酌的，因为消费税的税率有几档，一般是对五类不同产品征收消费税，当然对于有的产品，比如奢侈品可以适当提高，而像一些必需品，消费税可以适当降低。无论升高还是降低，我们的目标都是要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保证国家有充分的财源，保证高质量发展，同时保证社会的公平。这是关于消费税。
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就是要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换言之，我们有特别国债，有地方专项债，现在要进行一个配套措施。比如拉动经济，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其实可以配套，按照8：2来进行配套，中央的国债占80%，地方配20%，这叫配套。此外，地方专项债的配套可以作为资本金，这也是《决定》中强调的，扩大地方专项债的支持范围，这也是我们改革的一个方面。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更好地发挥地方主体能动性，激发他们的活力，从这方面来讲，地方专项债应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当然，像我们刚才所讲的消费税，拿到之后，恰当地对这个共享税的比例进行再研究，比如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这个比重是不是最优化的结果，这都值得商榷。换言之，如果我们现在要适当增加地方税收，这些税的共享比例都可以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调整。所以我想这是财税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中国网：我们注意到，外资外企也非常关注本届三中全会。当前的国际环境比较复杂，但是《决定》强调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还提到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特别提到要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那么您对于这些部署有怎样的理解？您认为我们通过三中全会的《决定》向外界释放了一个怎样的信号？
余淼杰：对，这个也是我们三中全会的重要内容。正如我一开始讲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内容，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都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我们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这是目标。请注意前面两个形容词——平等有序。这是在有些混乱的世界治理秩序中，非常重要的信号，这是中国坚持的一个原则。
我们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说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是上层建筑，那什么是经济基础呢？就是我们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是经济基础。因为只有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才能保证我们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又是如何实现的？中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一个作用。可以说我们是不确定的世界中最确定性的因素。
那我们怎么样做到呢？三中全会的《决定》讲到，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五大新发展理念也讲到开放是必由之路。我们的目标是形成一个全面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对外开放新格局包括三个方面，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这三个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第一，更大范围，是说我们开放的范围要更大。比如说我们的外贸，去年超过41万亿，您可以看到，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已经出来了，21万亿，下半年的外贸一般比上半年要多，所以，今年外贸至少有43万亿人民币，这是一个稳步地提升。这是第一点，叫做更大范围。
第二，更宽领域。关于外贸，不只是商品的贸易，还包括服务的贸易，我们要提升服务贸易，三中全会也对此进行了部署。不只是制造业的引进外资，服务业也要逐步开放，你看到（《决定》）里面也强调服务业的逐步开放，而且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这样的一个机制体制。
我们再看看“走出去”，企业“走出去”叫做对外投资，您可以看到，这次三中全会也讲到，我们的目标是企业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我们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让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真正做到民心相通。我不只是要到那个地方挣钱，也是为了让那里变得更好，让当地的老百姓真正受益，这就叫民心相通。这样我们用实际的行动，通过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FDI）提升当地的经济水平，一方面给他们创造了就业，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经济水平。这是第二点，这是更宽领域。更宽领域还有一个表现，比如说我原来是线下贸易，现在是电子商务，搞线上的贸易，数字贸易，这也是一块。我原来是传统的商品贸易，我现在搞绿色贸易。现在中国绿色贸易也非常厉害，我们“新三样”的出口，碳捕捉技术的出口，去年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所以，您可以看到，这叫更宽领域。
第三，更深层次。更深层次的意思是，我们要从要素型的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要素型开放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中国是劳动力丰富型国家，主要出口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比如衣服、鞋帽这样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我们现在的资本也逐步地丰富起来，所以，我们也在不断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您看比如奇瑞汽车等等出口到全球各个地方去。我们说要素型的开放要转向制度型的开放。那么制度型的开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对标一些国际先进的区域贸易协议，比如像CPTPP这样的经贸协议其中一些先进的内容，比如像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产业补贴、劳工保护、金融方面的创新等，我们都是可以借鉴的。进行哪些方面的开放呢？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这四个方面的开放。请注意，这四个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规则，我们是世贸组织的成员国，所以要融入到全球经贸规则中去，这讲的是国际规则。
规制，我有我自己的国情，因此我有自己一些特殊的例外条款，这叫规制，这是国家层面的。
标准，是行业层面，比如汽车产业和其他产业不一样，每个行业有自己的标准。
管理，企业有自己管理要求。
所以您看，规则、规制、标准、管理，这四个方面都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所讲的制度型的开放。
正如您讲到的，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单边开放。我们要构建全面对外开放型格局，我们的目标是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呢？第一就是要出口目的地多元化，不只是瞄准欧美这些成熟发达的国家，也瞄准新兴的工业国家，而且向最不发达的国家开放。因为开放不只是我们出口产品给他们，我们也要进口，从他们国家进口各种各样的产品，贸易本来就是自由贸易。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开放是一个利己又利人的举措，更进一步彰显了我们扩大开放的信心、诚意和力度。
中国网：所以，我想《决定》当中对于扩大对外开放的相关表述，也可以让外资、外企以及我们的贸易伙伴更加放心，对我们的市场更加有信心。
余淼杰：是的。
（本期人员：编导/记者：白璐；摄像：王一辰、刘凯；摄影：伦晓璇；后期：刘凯；配音：卢祈辰；主编：郑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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