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1956年10月8日，我国第一个导弹技术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从此，开启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序幕。中国航天事业在国家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起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为代表的辉煌成就。作为我国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国家重大工程，载人航天工程从1992年开始实施至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航天英雄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平安返回，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经过几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将会迈得更大、更远。

本期节目，倾听航天英雄杨利伟讲述我国载人航天事业跨越发展背后的故事。

航天英雄杨利伟     中国网记者董宁 摄影

中国网：从您的履历资料来看，最初您是一名空军飞行员，后来一步步成为我国第一代的航天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

杨利伟：随着国家的这种发展和需要，应该说在1992年启动了“921工程”，就是我们说的载人航天工程。到了1996年招我们第一批航天员的时候，实际上我想这是每一个飞行员可能都是梦寐以求的。那当然作为我自己来讲更是这样，应该说我还是一个从小就非常向往飞行的这么一个人。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就是义无反顾地去报名，就像当年我去报考飞行员一样，就参加了整个的选拔的这个过程。最后经过层层的选拔，走入到航天员这个队伍当中来。

中国网：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航天事业的整体状况如何呢？

杨利伟：从最初“两弹一星”的时候，还是在像钱学森、钱三强，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们，他们从国外义无反顾地回到国内，白手起家，就建立起了我们国家航天的整个的一个体系架构，发展到现在航天的一个大的概念。

中国网：载人航天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之一。1992年，我国开始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并按“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实施。目前，已成功发射12艘飞船和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将11位航天员送入太空，实现了从无人飞行到载人飞行、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空间出舱到交会对接、从单船飞行到组合体稳定运行等一系列重大跨越，谱写了一曲不畏艰险的开天壮歌。

       中国网：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刚起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杨利伟：载人航天基本上伴随着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的步伐一步步走来，应该说现在取得了很大的辉煌成就。这也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国家的经济、科技、综合国力的提升。那个时候我们整个载人航天应该说它的基础并不是特别得好，包括那个时候的经济也不是特别好。我记得当时立项的时候说我们要动用国库的黄金储备，也要搞我们的载人航天，就可以体现当时的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好。从技术力量上来讲，那个时候主要的基础还在咱们老一代的这些科学家的基础上。年轻的这些搞这个科研工作的人还不是特别多，比如像我们载人航天的老总师王永志，那个时候60岁参军，到了部队来去搞载人航天。

经过载人航天25年、26年的发展，现在应该说培养出了一批的中青年的领军人物。现在我们整个航天的这个中层的领导和这个科研的主骨干，大概在35岁左右，非常年轻，包括我们跟国外的很多交往过程当中。当国外的很多的专家看到我们国家，我们的专家这么年轻的时候，也非常羡慕我们。

所以这个我想也是伴随着这种改革开放40年，不单单是我们从经济，从技术，更多的我们从人才培养上也同样取得了非常丰厚的成果。

中国网：刚刚起步的时候，对于当时我国的国情来说，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杨利伟：我记得当时立项的时候，听我们很多的老的专家在讲，比如说我们到底是走像美国一样的航天飞机的路子，还是走我们现在的这个飞船的路子。 那个时候经过了大量的论证，后来还是选了我们走飞船的道路，从道路这个角度讲，当时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论证。那从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这种选择还是非常正确的，我们确实取得了很多的突破和成绩。

 刚才讲到了这种经济上，从人才的储备到国家的经济力量，到我们的这些方案方针的这种方向性的东西上，对当时来讲还都是很困难。当然也是经过大量的这种调查研究和整个的工作过程制定了“三步走”的计划。到现在我想整个过程，我们还是非常正确的。

 中国网：在那个条件下，我老一辈的航天科研人员如何攻坚克难，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杨利伟：我们整个的航天，包括载人航天，起步还是在这些老的科研科学家和老的科研人员，在他们的这个手里边逐步的把它发展起来的。 比如像我刚才讲到的，我们王永志总师60岁就去参军，走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开始搞载人航天。像这样的例子比较多。在整个过程当中也是发生了很多很感人的故事，包括像我们现在这个搞飞船的老院长戚发轫院士，现在也都80多岁了，那个时候为了搞咱们的航天工程，他的老伴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守在身边，很多这样的故事。在咱们老的这些科学家的身上体现了我们讲的载人航天精神，实际上这个包括我们最初的“两弹一星”的时候，“两弹一星”精神，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精神在我们工程中所起的一个很大的作用。

 中国网：目前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杨利伟：我们从载人航天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确实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这26年来，我们把11位航天员送入到太空当中去，解决了载人航天的三大基本技术，比如说天地往返的技术，出舱的技术、交会对接的技术，为我们下一步的这个空间站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随着我们国家整个的发展，刚才讲到了我们改革开放40年了，我们取得很多的成就，正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40年的这种发展，才给我们的国家的载人航天的发展以及与这些航天强国的距离越拉越近。我们现在也在讲，我们从跟跑向并跑来靠近，将来我们也需要成为航天强国去领跑。 

航天英雄杨利伟做客《中国访谈》节目，讲述载人航天跨越发展背后的故事。    中国网记者董宁 摄影

中国网：1998年1月5日，根据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首批14名航天员入队。成立20年来，大队成功执行6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11名航天员遨游苍穹，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航天员大队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大队”荣誉称号，2017年7月荣立集体一等功。11名航天员先后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航天英雄”“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1人被授予“八一勋章”。2018年1月25日，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航天员群体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中国网：我们知道航天员的选拔标准极其的严格，那您能不能给网友介绍一下选拔的过程和要求是什么样？

杨利伟：因为航天员工作的一种特殊性，他的工作的环境是不适合人生存，我们还要在这地方生存，它带来了很多的特殊性，这样就对人有些特殊的要求。这个要求不单单来自于生理上的，还有心理上、精神上的很多方面，所以我们从选拔航天员的角度来讲，它有两个过程，一个是从其他的行业或其他的领域，比如说我们第一批、第二批的航天员都来自于空军的飞行员，男航天员都来自于歼强击机，就是战斗机。 女航天员来自于空军的运输机的飞行员。当然了，我们下一步对选拔还有更广泛的这种扩展。

我们大概从四个方面来去选拔的，一个是身体方面。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职业要求航天员要是一个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我们从身高到体重都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说第一批选拔我们的时候，我们身高从1米65到1米72这个区间，到了我们第二批，就把尺度放到1米75。将来随着我们整个的发展，航天器的这种改进身高可能会更高。第二是心理方面。实际上，这个因为我们整个的工作，它是一个高负荷的、狭小空间的这么一个工作环境，所以它要求你有一个很好的心理健康。所以心理也是我们选拔的一项。此外，我们还要求你有一个很好的精神状态，这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东西，或者说我们还有一个要求是综合素质，那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几方面的一个选拔，都通过了之后，你才会成为一个这个能够加入这个队伍的预备航天员，就是你有资格来这学习了，来到航天城来学习。还有一种选拔，就是说我们训练之后的航天员去执行任务，这时候还有一个选拔，这个选拔是针对任务的一个选拔，那这个它也通过这几项，当然这里边就有了这个专业的一些东西，除了你的身体，你的生理，包括你的心理，还有你的这种训练的成绩，你的理论知识等等这些东西，来去选拔。最后才能够去执行任务。

中国网：当初您是如何经过层层考核，成为我国进入太空的首位航天员？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还是印象深刻？

杨利伟：实际上这个选拔的这种过程，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一个蛮艰苦的一个过程。因为大家都非常向往这个职业，所以在那个时候真是应该说像过五关斩六将一样的。初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能自己还不知道的时候，咱们一些选拔的专家们已经在你的档案里把你过一遍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大概有900多人参与了初选，这900多人到了这个全国各地的空军的各大疗养院进行初检，大概剩了90个人，这就10:1。这90个人又再经过专家的一轮工作之后，又从这里选了60个人。这60个人我记得当时分了四批，一批15个人，来到北京进行这个临床的这个身体检查。

通过临床的一个检查之后剩40个人，这40个人就来到了现在的这个航天员中心，进行跟航天有关的检查。你比如大家看到什么转椅，什么这个离心机呀，下体负压什么这一套东西，进行这个检查。这个检查也大概历时了一个月，当时分了批了。经过这么一轮下来之后，这40个人剩20个人。这20个人后来，对这20个人又进行了家访、政审，对家族史的这种考核考察，后来又把当时的一些家属孩子又都调到北京进行检查，这一轮下来之后就剩了我们后面的这些人，剩了我们当时的12个人，加上了2个教员。这14个人在1998年1月5号成立了航天员大队。

中国网：在历史的飞行当中，您经历了两次惊心动魄的考验，这也给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数据和资料。那两次考验经历了什么？

杨利伟：对，你提到这个因为首次飞行是未知的东西会多一点。那我飞行的时候遇到了您刚才提到的，遇到了共振的问题，而且它是一个低频的，低频共振对人体内脏是有影响的。

我们人对十赫兹以下的低频是敏感的，所以当时恰恰就遇到了一个低频振动，它又叠加到一个过载的一个峰值上，所以我当时在上面觉得真的有一种说这个要过去了的这种感觉。回来之后和我们这个工程院科研人员去反映这一段经历的时候，到后来我们的飞船拉回到北京，把这些数据提出来之后，就这么一段和我说的时间完全吻合。这个时候我们就进行了攻关，大概历时了一年多，基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到神舟七号的时候就一点没有。就是它不是说振动没有了，它是把这个振动频率挪开了。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飞船上两边有两个悬窗，是看外边的，这个悬窗返回的时候，我们开始做无人的时候，进入大气层的时候，这个悬窗烧得很黑，人很难通过悬窗去看外边。我们落地的时候又需要你看到外边，确认落地之后，才能去切这个降落伞。那这样的话每一次都烧得很黑，所以在我飞行的那个时候，就涂了不同的涂层在上面，是一种防烧的。谁也不知道，当返回进入大气层的时候，燃烧得很红很热，这个时候这个涂层就出现了裂纹。我在上面是不知道的，我以为这个悬窗裂了。因为2003年飞行的时候，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返回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防热瓦出现裂缝之后，热量进去之后就解体了。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悬窗，你不知道它是涂层，看到它裂的时候，就会非常紧张。就是类似像这样的这个东西，就在第一次飞行当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在地面是没有办法再现的。

从神舟五号到神舟六号，从技术各方改进就有180多项的改进。后面的工程也是一样，工程的发展是逐步完善的一个过程。

航天英雄杨利伟讲述航天员大队的感人故事，诠释载人航天精神。   中国网记者董宁 摄影

中国网：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是在基础弱、门槛高这样的情况下启动的，但是仅仅20年，就敲开了建设空间站的大门。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不仅是航天技术成果的展现，也依赖于人的一个强大的精神。那您怎么诠释和理解载人航天精神呢？

杨利伟：我们载人航天从1992年立项到现在，26年的时间，应该说是从无到有，当然这过程当中有我们近60年的这个航天的发展的基础。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去要支撑着这些技术进行这种发展，还能够支撑它去取得这些辉煌，我觉得它决定因素还在人，这么多的人刚才讲到了，我们很多的老的科学家，60岁了才开始起步做这一项工作，包括就这么多年又培养出了这么多的这个年轻的我们的骨干人员，靠的是什么？我觉得靠的还是一种精神的激励。我们讲这个载人航天精神，这是在2003年我飞行回来之后，当时胡总书记讲到的“四个特别”。

从我个人理解来讲，它是爱国主义精神在这个领域或在这个职业上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我们航天员大队到今年成立20周年了，那这20多年来，就从我们航天员这个队伍来讲，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诠释了我们这种载人航天精神。像这个神六的航天员聂海胜，那个时候我记得他执行任务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脑溢血卧床，他回去看他母亲，我记得海胜的弟弟就跟他讲说，哥哥，你放心的去飞吧，我们一个尽忠，一个尽孝。就是当时讲到，虽然就是家人之间的这种鼓励，让你放下包袱去执行任务。你深层次想一想，就是这种东西不单单在航天人的身上，在对家人的身上也能体会到这种奉献精神，完全是对一个国家工程的一种奉献。像我们神七的航天员刘伯明，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家里都没有告诉他，怕影响他的训练。当然我们知道了之后，给了三天假，让他回去去见了他母亲一面。但从这个事情上反映了，这么多年来，包括航天人的家人，航天周边的一些支持人员，在他们身上体现的这种载人航天精神。你比如航天员他这种吃苦精神，这种战斗精神，它就作为这个航天员，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实际就选择了这份担当。那作为他家人，这种奉献的精神，同样也是这种载人航天精神在这个领域的一种具体体现。

很多人问说你那个时候去怎么想的？实际上非常简单，我记得我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当我们的零号指挥员在倒数秒的时候，我当时是敬的军礼，这个没有谁去规定说这个时候你要敬礼，你会自然而然的去敬这个军礼。从我那次开始以后每次发射，在倒数秒的时候，航天员都会敬礼。所以你看到航天员大队外边那么大一个牌子，叫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实际上这个也是载人航天精神，或者是爱国主义精神在这个领域的一个具体体现。国家的利益是超过一切的。无论是你遇到的风险，遇到的困难，还是一种坚持，要坚持。那现在我们这个邓清明坚持20年了，还没有飞行，那他还义无反顾的坚持。我们现在还有五个航天员停航了，他为之而奋斗的，因为他把他的最好的一种年华奉献到这个事业当中来，到最后没有飞行，应该说站到幕后默默地离开了这个队伍，那么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奉献的精神。

所以我讲这个载人航天精神，支撑了这个所有航天人，在这项工作上去努力，去克服困难，去面对风险，也因为这种精神激励了大家，取得了一次一次的辉煌。

中国网：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成立20周年。年初的时候你也曾透露，我国将进行第三批航天员的选拔，要面向科研机构，现在进展如何？

杨利伟：现在我们第三批航天员的选拔已经启动了，现在处在一个初选的尾声，接近尾声了，初选的这么一个阶段，应该目前看来还比较顺利。

 中国网：第三批的选拔相比前两批，在训练的要求以及过程上做了哪些调整？

 杨利伟：我们选拔这批航天员主要是为了下一步执行空间站任务。它的任务性质决定了我们这次选拔的航天员的性质、内容，方向以及选拔对象都发生一些变化。 空间站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国家级的太空的一个实验平台，它会长期在太空中飞行，那这样就需要有大量的物质供给，所以我们这次选拔不单单去选拔驾驶员，还要选拔工程师，还要选拔载荷专家，就刚才讲到的这些科学家。这样从选拔的这个类别上来讲发生了变化，从选拔的标准到将来的一些训练，都会带来一系列的变化。

中国网：十九大报告中将建设航天强国，作为新时代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之一。目前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事业实施情况如何？

杨利伟：讲中国特色，实际上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走的“三步走”的整个这个计划，它本身就具有了我们中国的特色。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带来的这些红利也是在这上面体现，它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包括我们的路径、规划，包括我们去按照这种系统工程的组织实施，它都体现了中国特色这么一个特点。

中国网：目前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开展了哪些国际合作？ 未来又有哪些宏伟的目标？

杨利伟：从国际合作，因为载人航天，这个我个人认为这个国际间的合作是一个大的趋势，就决定了我们国家在搞载人航天工程或者搞空间站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国际合作，而且现在目前来讲，我们已经和十几个国家进行了这个合作，有一些已经进入非常实质性。比如说，我们跟俄罗斯的这种合作，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技术不单是合作，也借鉴了很多这种先进的一些这个技术。包括跟德国的，我记得神舟八号我们的这种生物培养箱的搭载和法国的这个心血管的科学实验一些设备，都在太空当中进行了飞行。

目前我们和这个俄罗斯和ESA（欧洲航天局），包括和法国、意大利，包括现在跟联合国外空委都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国际合作这么多年，我们整个推动还是不错的，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这也是我们搞载人航天的宗旨，和平利用空间去造福人类的这么一个宗旨，我们来进行这个工作。

那从长远这个角度来讲，除了这种国际合作以外， 将来我们不单单是近地空间，还有地月的，甚至于更远的，深空的，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做，或者是将来也要做的一件事情。下一步可能会考虑我们载人登月，或者是我们的这种深空的、载人深空的这种探测，这是我们整个的这种载人航天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和趋势。

（本期人员——责编：裴希婷；主持：段冰，摄像：常智博；摄影：董宁；主编：郑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