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永远需要智者的叮咛 智者的代价是浩瀚的痛苦

半载春欢如白云，十年悲苦竟无痕。

身惊弱客偏多蹇，魂为强思总一囤。

此日已休言科第，他年难卜共晨昏。

贫贱可作牛衣泣，咫尺天涯恨不同。

1959年冬，李泽厚写下这首诗。

据杨斌先生《挂帆千里听涛声——李泽厚诗歌释读》一文钩沉：当时李泽厚已结束从1957年12月到1958年冬的下放劳动（在河北省赞皇县黄连沟），出版了《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

学术上春风得意，感情上却陷入泥淖，单恋表姐（毕业于武汉大学，在北京工作，时已婚）失败后，李泽厚主动向单位坦白，被开除公职、留用察看，就在将被“发配”到内蒙古时，恰好王朝闻编《美学概论》，借走了他，才算渡过一劫。

李泽厚后来回忆说：“一辈子喝醉过一次酒，就是和表姐失恋，其实是单恋。以后再没有醉过。”

“贫贱可作牛衣泣，咫尺天涯恨不同。”算不上千古绝唱，却催人泪下。12岁丧父，19岁丧母，21岁又送别了相依为命的祖母，李泽厚写道：“父母双亡，弟弟参军。时面对四壁，泫然泣下。事业未成家已空。”

李泽厚以为自己只能活到60多岁，因父母都没活过40岁。然而，他的生命出奇地漫长，其中包含了太多起起伏伏：80年代的青年导师，晚年“吃饭哲学”引发群嘲，著作权合同纠纷喧嚣一时，随手写文悼念金庸遭网暴……如今，一切终于结束了。

王国维先生曾悲叹：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果何为哉？李泽厚非词人，却有词人般的悲苦人生。毕竟，当一个民族准备挣脱历史的沉重枷锁时，永远需要智者的叮咛。可智者的代价是：必需独自面对无边浩瀚的绝望与坚持、苦痛与隐忍、痴心与浊水、放弃与坚持、愚昧与猛醒……

永志不忘，李泽厚曾经的启蒙，曾经的温和，曾经的关怀。忘了这一切，同样意味着背叛。

李泽厚的“时代背景”

今人看80年代，常误以为那是一个理想主义时代，这就忽略了它的躁动一面。

80年代国门渐开，获取新知的同时，也让许多人产生挫折感：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太大了。

当时美国平均每两人就有一辆小汽车，而当时中国，几千人也未必能有一辆车。我的初中、高中，学校都没汽车，小学倒有一辆，是摩托车改造的“狗骑兔子”，比今天黑“摩的”还土。

1983年，我在北京二环里上初中，特别注意了一下同学的衣服，全班四十多人均有补丁，连老师都有，还是那种臀部缝得像靶子一样的大号环状补丁，每次她转身写板书，都夺人二目。

“什么时候才能赶上外国呢？”这种挫折感外化成每天必有的抱怨，各种暴力随处可见——那时的北京，每个胡同似乎都有一霸，“几龙几凤”的江湖传说到处流传。

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必有无数反对、迷茫、失落、抱怨相伴。忽略了后者，前者就会变成童话。似乎改改思路，来一次头脑风暴，历史就“进步了”。哪个时代真的会是童话呢？每代人都有每代人无法越渡的烦恼。

时代困境不会直接在生活中呈现出来，而是以“微殖民”的方式，比如父母对孩子的冷漠、普遍不负责、一大堆“必须如此”、彼此的恶意……植入人的内心。中招者戾气横生，却不知怎么反抗，甚至不知道自己也成了困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只有了解这个背景，才能真正了解李泽厚。他被人们接受，恰恰因为，他回应了那个时代的核心关切。

他激活了我们想象明天的能力

钱理群先生曾说：“回顾这几十年，我们现在能举出来有全局性影响的，也就是李泽厚，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

“全局性影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说法。上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大学生都在读李泽厚，因为他激活了我们想象明天的能力。

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能想象明天，并据此而行动。每个人想象的明天都不同，所以人类的DNA如此相似，行为上却如此天差地别。可现代社会的困境是：我们都是批量制造的产品，从一生下来便被规定，必须想象同一个明天。

从幼儿园起，我们便被成人诱导，在“万丈高楼平地起”“必须打好基础”“勤能补拙”等一系列话语的压榨下，我们逐渐学会了厌恶自己、说谎、假装努力。相当时期，想象自己的明天是危险的，而“当科学家”的明天不符合所有个体的感受。随着真实感渐行渐远，自我亦随之消逝。

其实，在当年的大学校园中，《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影响更大，尤以《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最火，很难描述第一次读到它时的震撼。

一是《论语》刚解禁，大学生基本没读过。

二是从那些道德金句中，很难梳理出思想脉络，不觉得它比《小学生行为守则》高明。

三是不认为古代思想对今天有用。

正是通过李泽厚的这些书，大学生们才第一次思考本体——它不再只是回答世界本原是什么，比如世界是物质的，还是意识的；而是深入思考世界的底层逻辑，它带有东方哲学色彩。

佛经中说，牛马不知自己辛劳，猪猡不知自己肮脏，因为它们缺乏更高的视角，受困在自己的经验中。那么，我是否也要过牛马那样的一生呢？我的镜子在哪？我的没来由的烦恼、迷茫、苦痛，不正因我没找到自己的镜子吗？

李泽厚的书的魅力在于：能把复杂的东西讲得明明白白；能带读者发现此前没想过的问题，这些问题与生命息息相关。

沿着“美学”

这个方便之门

李泽厚与80年代思潮中的任何一派均保持距离，但他显然在启蒙主义的延长线上。

启蒙主义源自西方哲学，核心是相信理性。曾几何时，人类为维护道德、秩序、崇高感等，不等不依赖上帝、传统、圣人，凡人只能被动遵守它们划定的律条。可传统就是对的吗？圣人就是对的吗？那些律条是真是假？

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从自己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

首先，被动遵守律条是一种不成熟的状态。其次，这种不成熟，是人自己给自己的枷锁。用康德的话就是：“一个时代绝不能缔结某种条约，以阻碍后来的时代扩展眼界、增进知识、消除错误。这将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因为人性的固有使命正在于这种进步。”

坚守理性，是李泽厚最基本的立场：“看中国还是要用‘理性’的眼睛。中国那么大、那么复杂，用别的眼睛都不行，用阶级斗争的眼睛、皇帝的眼睛、痞子的眼睛、道德家的眼睛，都不行。用简单的，情绪化的眼睛就看不清楚。”

从理性立场看，就会发现，太多Ideology（意识形态）是宗教的代偿品，诸多前提未经实证。李泽厚的高明在于，他不纠缠于惯常语境，而是别开新境。

于是，“美学热”喷薄而出。

真懂《美学四讲》的人有多少？真搞清美学是什么的人有多少？这其实不重要，沿着“美学热”的误会，李泽厚等学者塑造了全新的现代性想象——学习世界，兼容并包，重构自己。1978年到1987年，社会科学方面的译著达5000余种，大约是此前30年的10倍。

人们称李泽厚为“美学家”，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说，美学没多大意思，不建议年轻人学美学。

“美学热”而价值在于，它成功地置换了原有的语境，将一代人带到当代世界文明的最前沿。这对一代人精神成长的价值，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中立代价是两面受敌

80年代最美好处，在于它的开放性与世界性。

当时中国电影屡屡在国际上获奖，涌现出陈凯歌、张艺谋等大师级导演；中国文学也百花齐放，现代主义几乎所有流派，都在中国有模仿者，比如作家莫言，还有摇滚乐的崔健等。

这些不是某个人的功劳，但李泽厚居功至伟。他的书唤醒了一代人的自我意识，追求个体价值与融入人类文明主脉，成为时代精神的一体两面。

李泽厚并非新启蒙主义的领军人物，偏偏时代的聚光灯照亮了他的这一部分。

李泽厚试图保持中立、公允的立场，他赞同启蒙：“启蒙没有什么西化的问题，同是启蒙，英、法、美，就并不一样，但总的趋势就是推崇理性。现在中国不是理性太多了，而是理性太少。”与此同时，他也批评了启蒙带来的种种问题。

结果出乎意料：李泽厚一箭双雕地收获了两方面的批评。更麻烦的是，带着启蒙主义梦的一代人走出校园，却意外地发现，与现实根本无法匹配。

80年代是一个既新又旧的时代，结构性制约仍在，年轻人的机会并不多。陈规陋俗不会因思想批判而自动消解，在背后支持它们的不是合理性，而是利益。指出不合理，与解决问题，绝非一回事。

更何况，启蒙主义本身也有困境。

启蒙主义很容易滑向理性至上，当它失去约束时，贫富差距拉大、精英压榨大众、个人控制社会、危险技术失控等，都可能给人类带来伤害。

原子弹是没有正义感的，工具杀死了创造它的人，道德、情感、尊严、永恒之类，还有什么意义？沿着启蒙主义的路径，怎么也找不到约束理性的力量，只能不断创造新名词。

这是一个精彩的幽默：被启蒙后的人们看向世界时，却发现自己并没赢得世界的尊重，因为世界正在批判启蒙主义的偏颇。他们梦想走向现代化，可反现代化已成潮流。

李泽厚的真正敌手是消费主义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世界的种种纷纭与变化正来自反现代化思潮，用新启蒙主义视角去看问题，反而处处落空。

其实，李泽厚对启蒙主义并不完全信任，也从没接受过“新启蒙主义领军人物”的标签，他晚年提出情感本体论，认为狭义的形而上学（用思辨探索存在）正走向没落，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拓展广义的形而上学（对人生意义和宇宙根源的探求），从而为时代开出新药方。

遗憾的是，在大众层面，这种努力没产生太多效果：

一是在尚未完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谈现代化困境，未免陈义过高。

二是李泽厚提出了相关想法，却散见在他的各种文章中，并无专著，给人只是思想、并非哲学的印象。

三是在鸡汤派、历史粉、伪保守主义等的轮番滥用下，传统文化已千疮百孔到几乎所有人都能随意征用的地步，在此基础上谈“中国哲学该登场了”，很难取信于人，更像是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有被形而上诱惑之嫌。

四是未能回应时代的真问题，碎片化时代的痛苦具体而微，给出整体解释框架，远离了读者的真实关切，且在逻辑上注定四处漏风。

身处信息爆炸时代，以人类的智慧，在相当时期，可能都无法拿出全面的解决方案，人生问题越来越项目化，因为新问题不断涌现，今天上午的答案，下午可能就被推翻。

真正去读李泽厚“情本体论”，乃至“吃饭哲学”的人，寥寥无几，更不要说读懂了。人们只是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立场，便匆匆斥责。

李泽厚遭遇了真正的敌手——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的本质就是取消意义，将每个人都变成原子化的人，被动接受资本的剥削。消费主义通过海量低质文字生产，将严肃创作挤到边缘。面对浩瀚的网络批评，永远不知如何才能讲清道理，当你开始言说时，他们早已逃遁，或沉浸在粗鄙笑话中。

无人倾听，思想者就会被堂?吉诃德化，坊间种种“段子”，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下的努力。消费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是笑，通过编段子、讲故事、曝隐私、文字戏仿等，吞噬所有严肃、神圣。

李泽厚也没能逃过这一可怕的漩涡。

人应像人那样度过一生

“情本体论”真的那么不堪吗？

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最理想的人生是“史诗式人生”，每个人做自己的英雄。随着英雄时代已逝，人们只能过“牧歌式人生”，或者“散文式人生”。

“牧歌式人生”虽缺乏高尚的理想和坚强的意志，但总还算自由，“散文式人生”则不同，看上去随意、轻松，其实除了生活趣味，再无其他，已落入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性的监狱”中——我们成了自己喜欢看的东西、容易接受的东西、好玩的东西的囚徒。

在“不看太累的东西”背后，是自己的人生在埋单，让人一劳永逸地落入粗鄙、自我丧失中。

李泽厚试图开出一条路，让人们用审美的心境，挣脱“散文式人生”。其实，这种努力从《美学四讲》便开始了，可惜就算在“美学热”时，读出这种关切的人也不太多，何况“美学热”已转向“历史热”。历史是完全的形而下，它专注于具体，而非抽象，总结出的多是无法证伪的经验，但貌似合理的伪科学最契合碎片化社会——有理即可，无需深入追究。

碎片化给普通人以讲述的可能，抚慰了他们表演欲，所以铁矮人有冲动将碎片进一步粉碎。可表演之后，总还要有点什么吧？

还有什么，能比看到了明天，却在当下遭遇“此路不通”，更让思想者沉痛的呢？孔子去世前发出浩叹：“泰山其颓乎？梁柱其坏乎？哲人其痿乎？”

哲即大。明知渊深曰哲，知能辨物曰哲。

怀念李泽厚先生，是因为怀念一种整体性的人本主义的可能；是因为怀念被消费主义所消解、所污名化的一切；是因为相信此生不会虚度，总有一束光芒会带领我们前行；是因为不相信80年代的那份激情已死，它会浴火重生。

“一切终将归于虚无。但人还得活下去，如何活？‘知其不可而为之’，即仍然奋力前行，不负此三生有幸，不负于人类生存延续这个最大的实在和最高的价值。”先生教诲，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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