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接受了中西不同文化与教育而成长起来的,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直接影响到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可以说,陶行知既是在中西不同文化的冲撞和交融中成长起来的个体,同时,又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与融通的使者。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形成离不开中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且随着其教育思想的成熟,他又对不同文化进行了认真地审视与评判,在冲突的文化中进行抉择和汲取,从而完成传承和创新文化的任务。
在我看来,陶行知在广义文化界的诸多方面,均为中国乃至世界作出过巨大贡献。除了教育领域外,他在语言文字、文学创作、大众艺术、科学普及、新闻出版等诸多方面,作出过突出贡献,为繁荣近现代中国的文化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我将其谓为“文化巨人”。文化巨人的历史作用表现在:站立于时代文化发展的前沿,独立于文化思潮的浪尖;领文化之风骚,开时代之先河。正因如此,陶行知才是这样一位在诸多方面都独领风骚的文化巨人。
贰
回首陶行知的一生,我将这位文化巨人一生的活动和事迹划分为“生活世界”“精神世界”“创造世界”“接受世界”四大部分。我认为,从这四方面去考察陶行知在近现代中国的实践与贡献,探讨这位伟人的日常生活、精神追求、实践创造和作用影响,追慕其人、其言、其行,不但可以进一步拓宽陶行知研究的视阈,而且有助于人们深入学习和借鉴先贤,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走近陶行知的“生活世界”。陶行知是20世纪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产儿。其所处的时代,正是古老的中国与新兴的西方在军事冲突、外交纠纷、经济竞争的时代,还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历史传统、文化体系同在却又相互冲突与交融的时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如果对“五四”时期激情洋溢、奋力创造的杰出人物做些文化背景上的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典型的文化复合体——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产儿。陶行知与那个时代的文化群英们别无二致,既饱经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正所谓:旧学问与新知识兼备,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陶行知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人”的范本。陶行知的人生志向明显受时代环境的震荡,发生过四次重大的转变——医学救国、文学救国、政治救国、教育救国。正是这样的成长路径,铸就了他为中国教育普及坚定踏实而不懈努力的精神品格,逐步具备了超人的能力,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10月20日,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戏曲文化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戏委会)领导一行来到上海京剧院,拜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聘请尚长荣先生出任该会名誉主任,并颁发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