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楼兰古城出土的1700年前的书信，通篇只有两个字

1909年，日本探险家橘瑞超在楼兰古城“三间房”遗址内的土坯墙缝隙处，发现了沉睡了1500多年的《李柏文书》。这份蕴含着丰富历史资料的前凉文书，成为20世纪初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李柏文书》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纸本书信实物。它不仅为研究前凉时期西域政治、军事和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细节资料，而且其书法艺术的独特风格，也成为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见证。

这封文书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故事？这一时期的西域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情况如何？文书的书法又如何打破了中国传统书法的“南帖北碑”观念？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1700年前的讨逆信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爆发导致经济和社会遭到严重的破坏、王朝力量衰退。316年，西晋灭亡。次年，皇族司马睿于在长江下游建立东晋，并将都城设在了建康（今南京）。许多北方士族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南渡。

此时，驻节在西域楼兰的西晋西域长史李柏加入了前凉政权，继续担任西域长史。

这一时期，各地战事频仍，一些势力趁机割据。驻守在高昌的戊己校尉赵贞自署高昌郡太守，意图割据称雄。得知这一情况后，李柏立即报告前凉王张骏，并请求出兵平叛。为避免腹背受敌，他还需要获得西域重镇焉耆的支持。

这两封信稿即是李柏在328年左右写给焉耆王龙熙的。这两件文书现藏于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编号为538A、538B。以下是编号538B信稿的内容：

“五月七日，海头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顿首。别□□恒不去心，今奉台使来西，月二日到此（海头），未知王消息，想国中平安，王使回复罗，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今遣使苻大往相闻通知消息，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首。”

信中，李柏向焉耆王表达了问候和对国家安危的关心。他于五月二日回到楼兰，猜测此前绕道北虏回焉耆的凉州官员严参事和焉耆王使回复罗，应该已经到了。因此，李柏特意书写此信，派遣使者前去慰劳，并传递消息。迫于形势，李柏急于在进攻赵贞之前了解北虏和焉耆方面的动态，以期获得必要的支持。

学者分析，由于文书涉及高度机密的军机要务，尽管其主要目的是请焉耆王龙熙不要勾连赵贞，并支持平叛，但信中并未直接提及赵贞的名字。从信纸的涂抹痕迹可以看出，李柏反复斟酌措辞，多次修改草稿。现存的两份信稿可能是李柏在正式撰写信件前所拟写的草稿。文书的发现，不仅证明了至少在328年时楼兰古城还驻有重兵，而且李柏是一位忠诚于国家统一大业的有识之士。

文书背后的民族交融史

《李柏文书》的发现，是20世纪初西域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对研究古代西域的政治、军事、文化以及民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份文书不仅是汉人政权（前凉）经略西域的实证，更是东晋时期中原与西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写照。

前凉，作为东晋十六国时期汉人在凉州建立的政权，由张轨于永宁元年（301年）被西晋朝廷任命为凉州刺史后逐渐发展起来。在中原经历“八王之乱”和群雄割据之时，张轨及其子孙在凉州励精图治，推行一系列有效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教育发展，加强了武备，确保了社会的安定。这一乱世中的“乐土”吸引了大批中原士人和百姓前来避难，使河西保存并传承了一脉魏晋文化。

随着前凉经济文化的繁荣，西域各国开始向前凉纳贡，如《太平御览》所引《前凉录》记载的西胡所献金胡瓶，展现了当时西域与前凉的密切联系。（“张轨时，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作，奇状，并人高，二枚。”）

西晋灭亡后，张轨之子张寔于317年自称凉王，到了张骏时期，前凉臻于鼎盛，对西域的治理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据史料记载，当时西域诸国向前凉进献了汗血马、大象、孔雀等奇珍异品。

《晋书》载：“初，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骏，至是，骏击擒之，以其地为高昌郡。”张骏派兵击败赵贞后，于327年在戊己校尉驻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地区）设立高昌郡，郡下设县，县下又设乡、里。这是中原郡县制首次在西域地区实施，意义深远。《李柏文书》的发现，正是前凉平定高昌和经略西域的实证，也证实了郡县制在西域地区的推行。

前凉之后，后凉、西凉、北凉等政权也先后在高昌设郡。特别是西凉和北凉灭亡后，许多河西民众将高昌作为避难之地。敦煌的张氏、宋氏、索氏、夏侯氏等汉人大族纷纷迁徙至此，使得高昌逐渐发展成为多民族的交错聚居地。随着人口不断增加，高昌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经济文化日益兴旺，族际通婚现象明显增多。

高昌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北史》卷九七《高昌传》载：“（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

文书风貌的艺术价值

文书原稿写于麻纸上，现存两件，长均为23厘米，宽分别为27厘米和39厘米。这份文书的书法风格独具特色，笔画中既带有隶书的笔意，又显露出东晋流行的行书风貌。这样独特的书法风格，为研究中国书法特别是行书的发展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文书中的字形大小不一，长短各异，且明显带有隶书的遗风，如“五”“心”“严”等字。第四行“未知⋯⋯国中”，行气流畅，已显露出东晋时期北方流行的行草书法风貌。《李柏文书》书风独特而自然，融合了隶书之端庄、行书之流畅和草书之洒脱，整体与王羲之早期书《姨母帖》较为接近，都是介于隶行之间的书体形式。

楼兰出土的《李柏文书》，以其经典的“帖学”范式证实了中国“帖学”书法的多元起源，对中国传统书法史学中的“南帖北碑”说提出了挑战，实证了西北地区是中国“帖学”书法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李柏生活在东晋咸和至永和年间，与“书圣”王羲之大体同时代。《李柏文书》与王羲之在永和九年（353年）创作的《兰亭集序》年代相近、书体相仿，为研究中国书法演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李柏文书》的出土，对正确认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历程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此外，《李柏文书》是我国目前已发现最早的纸本书信实物，为书写载体变迁研究提供了关键物证。同时，它也是前凉唯一有史书可印证的重要人物的文书遗迹和名人手札，具有珍贵的历史与文献价值。

作为一份跨越千年的重要历史文献，《李柏文书》不仅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变迁，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为后世提供了研究古代西域政治、军事、文化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与人文精神。同时，它也见证了西域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统一性。

（作者简介：杨超，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