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龙|中华“龙”的传承之协和与融通：龙文化的统一与认同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以龙为傲、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龙的传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龙已渗入到中华民族始祖崇拜的文化脉络里，贯穿于中华文明发展的汤汤长河间。

协和与融通：龙文化的统一与认同

夏商时期龙进一步成为国家形成的标志。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盘踞于中原的夏后氏雄霸而起，开启了全新的国家政权。夏人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族群，在物质与精神文化上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在文化基因上，不仅认为龙是自己的神祖，而且认为龙与自身族群的存亡联系紧密。《归藏启筮》云：“鲧（禹之父）死……化为黄龙。”《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珥两龙，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启）。开（启）上三嫔于天。”《史记·五帝本纪》书：“夏后氏德衰，诸候畔之。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龙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惧而迁去。”这段话虽讲的是夏室衰微与孔甲淫乱食龙有关，却道出了夏人尊龙、养龙的传统，并专设养龙的官职。

绿松石龙纹（作者供图）

二里头文化发现了大量的龙纹，可分为陶塑、雕刻、绿松石粘嵌三大类。陶塑类龙纹是以堆塑的方法在陶器外壁表现龙的半立体形象；雕刻类龙纹是在陶器表面线刻出龙的平面形象，有的一首双身，有的二首一身；绿松石粘嵌类龙纹是用绿松石片粘嵌在漆器或铜器之上。

绿松石龙头（作者供图）

2002年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墓葬（编号02VM3)遗址发现了一件用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龙形器，由龙头和龙身二部分组成。龙头为方形，臣形双目；眼为圆饼形白玉，鼻以蒜头形绿松石粘嵌，鼻梁和额面中脊用青、白相间的玉柱排列成纵长条形。龙头之外又见用绿松石片表现的卷曲弧线。龙身卷曲，呈波状起伏，象征鳞纹的菱形绿松石片分布全身（图四，5）。就形体特征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龙纹继承了龙山及新寨文化时代以鳄和蛇为主体的余续，其文化来源应是新砦期文化，而新砦文化龙纹又是承续陶寺文化龙纹并创新发展的产物。与龙山时代的龙纹相比，二里头文化的龙纹更加抽象化、图案化，且拼合了更丰富的动物特征，如鳄鱼、虎、鱼等，已经是典型的成熟龙纹了。

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大量与龙相关的遗存尤其引人注目，这些龙遗存多出土于墓葬、宫殿区及和祭祀有关的遗迹中。考古发现在龙形陶器残片多出土在宫殿区附近的出土地层之中，如地层发现带龙爪陶片，发现带刻划蛇龙纹陶片。此外还有灰沟、灰坑中陶片。如灰沟为一鱼龙纹陶盆，盆口沿内侧有一条蛇形龙盘踞，另有六条鱼纹，刻在蛇龙纹的一旁，呈现出龙鱼相组合；此外龙纹图案多出土于大中型墓葬之中，二里头遗址已有不下10座墓出土了各种镶嵌的龙牌饰。以镶嵌于漆木器上的绿松石龙形器和镶嵌龙纹铜牌饰为代表，且随葬有龙纹遗物墓葬表明墓主的身份地位较高。随葬品除绿松石铜牌饰外,还有铜器、玉器、陶器和漆器等。如V区M4中出土3件绿松石铜牌饰，平面均呈长圆形似盾,中部呈弧形束腰状，两侧各有二穿孔钮，凸面(正面)上由许多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镶嵌组成变形“龙”纹。铜牌正面浮雕式的兽面纹用绿松石片镶嵌而成。2002年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墓葬（编号02VM3)清理出一龙形器，系用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分龙头和龙身两部分。龙头为方形，臣形双目，龙眼用圆饼形白玉做成，龙鼻用蒜头形绿松石粘嵌，龙身卷曲呈波状起伏形状，象征鳞纹的绿松石片分布全身。清理时整个龙形器及其近旁发现多处红色漆痕，因而发掘者推测绿松石龙形器与其所依附的有机质物体应为一体。

由此可见二里头文化陶器上的龙纹，多出土于遗址宫殿附近的遗迹中，与王室祭祀有关，另一些青铜牌饰和绿松石镶嵌龙纹出土于大墓中与王权和神权（巫师）有关。绿松石龙显然已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代表了王权。

龙是夏代王权的象征，具有天神的标志，龙象征着王者的尊严和权力王室和贵族为了彰显自己的尊贵和权威，所以夏代的贵族用龙的形象作为自己的标志和象征，龙是王权的代表，在以后的商周秦汉一直到清代，代代相传，从而形成了与君主权力紧密相关的正统观念。

透底器（作者供图）

宫殿与祭祀区出土的龙形陶器，说明龙具有通天地的超凡能力。二里头遗址出土专门用于祭祀的透底器（一种上下透气的陶器）的龙纹可分为陶塑、雕刻两类。不少专家认为陶透底器是巫师在祭祀场合使用专门工具，龙作为巫师作法的助手。上古时期动物为人类通天的助手，生动的龙蛇龟纹，无不表现其神秘色彩。正如张光直所说“动物的确有一种令人生畏的感觉，显然具有由神话中得来的大力量。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也扮演了沟通人神世界的使者的角色。”夏族尤崇拜龙蛇以为图腾，二里头遗址中就出土有大量的龙纹遗物，包括青铜器、陶器、漆木器和玉器等。

透底器（作者供图）

继夏代之后，商人对龙的信仰抱有更大的热忱，铸形以象物，在祭祀坑及墓葬中埋藏数量惊人的青铜器。匠人们夜以继日，铿锵捶打着件件祭器，以满足商人永不停息的宗教热情。与前代相比，商代的物质与精神文明都有了长足发展。商人的宗教虔诚与文化自信推动着艺术创作在形式和内容上形成突破与创新。这一时期的龙纹在继承蛇龙、鳄龙等原始龙纹的基础之上，又具有了鸟、象、鹿、马等动物的特点，形象上更为怪异神秘、绚烂瑰丽。商代龙纹是青铜器装饰图案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代表了时代铸铜工艺的最高水平。它涵容化用“百物”特点，奠立了后世龙形象的基本特征，体现了中华文明协和万邦、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随着华夏民族和中国概念的确立，龙的形象更趋成熟化与格套化，最终成为中国的象征和代表。

综上，考古学视野下中华龙的起源与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仰韶时代以单一动物为原形的龙纹；龙山时代以鳄鱼、蛇纹为主体兼取一两中动物特征的龙纹；夏商时期以鳄、蛇为主体，兼容鱼、虎、鹿、鸟等多种动物特征的龙纹。龙纹从孕育到滥觞，经过仰韶和龙山时代的发展传承，夏商时期的协和融通，最终风驰雷动、孕育成形，奠立起后世龙的基本格制。中华龙的形象，是撷取拼合多种动物交融的神物，其形成与演变过程正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真实写照：从仰韶时代以中原为主星，带动周边满天星斗；到龙山时代的逐渐融合，最终形成夏商时期多元一体的格局。经历数千年的创造、演进、融合与涵育，龙最终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

作者：袁广阔，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考古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