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版本与文化价值谈：经典源远 义理流长

　　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三国演义》七十周年纪念版

　　刘玄德三顾草庐 陈全胜绘

　　美髯公千里走单骑（局部） 陈全胜绘

　　《三国志》 陈寿 著 中华书局

　　《三国演义》 罗贯中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编者按  

 《三国演义》是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代表作，问世以来被广泛阅读，对国人的文学素养、文化思维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近来，新中国第一个《三国演义》整理本付梓70周年。《光明悦读》邀请《三国演义》研究专家撰写文章，梳理其版本源流，分享这一经典蕴藏的价值理念及其对当下的意义。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相信读者对这句话并不陌生。这句话，是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开头，也开启了《三国演义》对东汉之末至西晋之初百余年间历史风云的描绘与演绎。笔者认为，《三国演义》的文学与文化地位杰出，它是学界公认的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也是这一类型作品的代表，其史料基础与成书过程源远流长。

壹

《三国演义》的史料基础中，最重要的是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南朝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关于三国的故事，很早就以各种形式流传，据学者考证，隋炀帝时已有刘备檀溪跃马的水上杂戏，唐代有文献记载民间说唱有“死诸葛走生仲达”的故事，还有学者常提到晚唐李商隐《骄儿诗》中“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到宋代就更为丰富，《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北宋时的汴梁已经出现“说三分”的专家，叫霍四究。两宋金元时期，三国故事是“讲史”类说话艺术和各种剧本的重要题材。《三国演义》的成书，是经过民间集体如说唱艺人、“讲史”艺人、杂剧和院本作者的世代累积，加上文人整理创作而成的。

据学者考察，元代初年有《三分事略》刊刻，可能是宋人说话的底本。保存至今最早的一部三国题材平话小说，是元代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这部平话是初具规模的民间三国故事写定本，其文本已经出现“尊刘贬曹”的倾向。

到了明代嘉靖元年，也就是1522年，《三国志通俗演义》刊刻而成，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这就是后来《三国演义》各种版本的祖本，罗贯中的署名也由此而来。学者一般认为，罗贯中在之前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剧本等基础上，运用《三国志》和《三国志》注等史料，结合他的创作，完成了这部《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经常被称为《三国志演义》或《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的版本比较复杂，现存最早的刻本即是上文所述嘉靖元年刊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学界称嘉靖壬午本。卷首张尚德撰《〈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有“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数语，可知此本为最早刊本。一般认为，此版本最接近罗贯中原著。此刻本，也开启了嘉靖本流行期——自嘉靖元年(1522年)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约70年时间。

明万历十九年，出现了周曰校刊本，其文字内容与嘉靖本基本一致，但也增添了一些情节，如羊祜、陆抗的戍边佳话，曹叡、满宠兵救合肥，霍弋坚守不肯投降等。随着明代出版业的兴旺，为适应各层次读者需求，万历时期在金陵与福建等地涌现出一大批《三国演义》的家刻与坊刻本，其传播进入到众版本并行期。这些刻本，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和《三国志传》系统。前者主要有周曰校刊本、夷白堂刊本、夏振宇刊本等。其共同特点是：内容与嘉靖本有渊源关系；罗贯中姓名前均有“后学”二字；都分为二百四十则，每则有单句的题目，均为整齐的七字句式；书名均有“通俗”字样；书中新增插图多达240幅。后者主要有余象斗刊本、叶逢春本、汤宾尹本等，其共同特点是：不同程度地写有来自民间传说的嘉靖本没有的关索的故事；增加有文人批评；文字较为粗芜简略；每则题目字数参差不齐，有六、七、八、九、十字等句式。

在明末，与上述版本并行流传的还有李卓吾评本，其特点是不分卷，将二百四十则合并成一百二十回，每回有不对偶的双句回目，这使《三国演义》处在了中国章回小说文体发展的转折点位置，在版本演变中占有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

清初出现的毛评本，是由毛纶、毛宗岗父子共同完成的，完成时间当在康熙五年(1666年)之前，今存毛评本以康熙十八年(1679年)李渔为之撰序的醉耕堂刊本为最早。毛评本是以李卓吾评本为基础评改的，故也应属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但因其改动较大，已与明代两大系统呈鼎足而立之势。毛评本其实是对前代版本演变的全面整理与总结，揭开了《三国演义》版本演变的新篇章。毛评本问世后，其他版本逐渐失去读者，毛评本遂成为清代以来传播最广的版本。毛氏所做的工作，包括评点与修改两大方面。毛宗岗在卷首所载的《三国志演义凡例》中，对其修改意图从十个方面进行了说明，从中可见其改、增、削、换、修等大小“手术”情况。

贰

1953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三国演义》校勘、标点、注释的排印本，此本以毛评本为底本，是新中国第一个《三国演义》整理本。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第一版基础上进行重新整理、修订，出版修订版。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度组织人力对《三国演义》进行了修订整理，推出第三版。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专业力量，再次对《三国演义》校注本全面修订，推出了第四版。立足《三国演义》版本史层面观照，嘉靖本流行期约70年，明代众版本并行期约80年，毛评本出现至人文版付梓（1953年）是270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版本虽然属于毛评本，但也已经过当代专家的校勘、标点、注释、整理，既是毛评本生命力的延续，也是版本演变史上新的重要一环，故可称之为“人文本《三国演义》”。此本是当今发行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版本。可以预见，今后仍将是最受欢迎的版本，其对青年学子影响深且巨焉。

从内容方面说，人文本经过70年间的四次修订，改正了毛评本的一些错误。从形式说，横排版、简化字更适宜阅读。再加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扎实耕耘，青年学子阅读《三国演义》大概率会首选人文本。

毛评本与嘉靖本孰优孰劣，目前仍然是有争议的学术问题。笔者认为：毛本作为一种修改本，总体上可曰功大于过。这可从三个层面分别言之。从思想内涵角度，毛氏在全书卷首所加的一段议论“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这就揭示出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皇帝的昏庸，其批判的尖锐性与表述的明确性皆优于嘉靖本的开头。从人物塑造方面看，毛氏删除了那些使人物性格矛盾、呈现分裂状态的描述，如诸葛亮南征时遇哑泉就“要投崖觅死”，闻司马懿复职便“顿手跌足，不知所措”等描写。从语言文字表达水平来品评，毛氏的修改更为精练顺畅，如嘉靖本卷八《孔明遗计救刘琦》一则中，孔明引“骊姬害申生”的典故长达二百五十余字，颇显烦冗，毛氏改成“公子岂不闻申生、重耳之事乎?”意到而文省，令人颇觉直接痛快。再如删去嘉靖本中“俚鄙可笑”的诗词，将回目改为对偶句，完成了中国章回小说形式演化的最后一环。

当然也应指出，毛评本体现于修改中的所谓封建正统的思想有所加强。嘉靖本中，罗贯中通过王允、薛综、诸葛亮、张松、华歆等人物之口，六次说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毛宗岗则全部删除。这应该是迫于封建专制强化与文化高压政策的思想退步。毛评本将“魏王上书三辞”改为“曹操假意上书三辞”，以及“阿瞒”“国贼”等一系列标示毛氏主观贬曹倾向言辞的增加，在笔者看来，也属于画蛇添足。恩格斯在《致明娜·考茨基》中指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这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精辟论断，毛评本这种做法显然有违此规律。还有嘉靖本写司马懿见孔明雕像，以为“孔明尚在”“纵马奔走五十余里”“喘息半晌，神色方定”。这是以仲达的怯懦反衬孔明的智勇，恰到好处。毛评本于此增加一个细节：“懿用手摸头曰：‘我有头否?’”笔者以为，这便过于夸张了，造成了艺术分寸把握的失误，客观效果与主观意愿相违。

叁

诞生于数百年前的文学作品，为何当下仍受到读者喜爱，仍具有非凡的阅读价值？

笔者以为，这与《三国演义》蕴藏的义理有关，主要体现在“仁”和“义”两个方面。

“仁”的思想来源于孔子的“仁者爱人”，体现在刘备等形象的塑造当中。刘备既是仁人，也是仁兄，更是仁君。仁人，体现在的卢马事件上，他未听从单福“利己妨人”的建议，说明他是仁人。仁兄，则体现在他对关羽、张飞的态度上。张飞违背刘备嘱托，因酒醉失去徐州，刘备非但无责备之语，反而宽慰张飞，真是仁至义尽，人不可及。仁君，则主要体现在爱民上，这从“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的民谣中即可见一斑。

刘备这种仁政思想应是罗贯中社会理想的具象化，其人文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价值。从仁学角度重新观照《三国演义》“拥刘反曹”主题，仍然是有道理的。当然，我们不能停留在表面意义的理解，还要深究为什么拥刘？为什么反曹？关键就在于刘备的“仁”。老百姓需要这样的仁人来为他们谋幸福，实现其国泰民安的梦想。而曹操则相反，刘备自言曰：“吾以仁，操以暴。”仁与暴，善恶分明。这还要溯源于陈寿笔下，其刘备形象大好于曹操，因此罗贯中才在众多古代帝王中优选刘备来寄托他的仁政理想。

“义”，主要体现在关羽等形象的塑造上。“义者宜也”，关羽形象被罗贯中塑造成义薄云天的典型而大加赞扬。鲁迅先生认为《三国演义》中刘备形象和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亦颇有失”，而对关羽形象的塑造则大加赞赏：“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中国小说史略》）可见罗贯中和鲁迅最喜欢的人物皆为关羽。关羽的义，不仅体现在对刘备、张飞、诸葛亮、赵云等蜀国人士的关照方面，还体现在对“敌方”如曹操的体谅上。罗贯中巧妙地把历史记载中“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的事件，改编为关羽为遵守桃园结义的誓言，为保护二嫂而暂归曹营，还加上“降汉不降曹”的首要条件，这是非常高明的。而放曹又与归曹有前后的逻辑联系，关羽认为放曹符合“义”的行为。罗贯中对放曹也是赞美的，誉之为“义释曹操”，丰富并强化了其“义”的内涵。

关羽的“义”与其“勇”相互衬托，相得益彰，“义”使其勇增值为神勇。他的义勇和性格的刚傲，相互化合，使关羽成为千古以来英雄的化身。

仔细溯源能发现，关羽形象有一个漫长的积累、提升过程。在陈寿笔下，关羽就是一位“有国士之风”的义士，且是能敌万人的“虎臣”，还有“刚而自矜”的个性特征。到了关汉卿《单刀会》中，关羽形象有整体的提升——关羽自道“我是三国英雄关云长，端的是豪气有三千丈。”在这种自信、自豪中，关羽的“义”具有了民族大义。关羽斩颜良，在《三国志·关羽传》中被记录为：“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在正史中，关羽的英雄气概就已超过袁绍诸将，有了势不可挡的神韵，到了关汉卿笔下，更升华为“他去那百万军中，他将那首级轻枭”（第一折［鹊踏枝］）。由“万众”到“百万军”，足足增长了一百倍。一个“轻”字，活现了关羽战众人的轻松自如，又大大地强化了其威力。罗贯中汲取了关汉卿笔下关羽形象的义、勇、刚、傲等性格元素，使他于各个方面都有提升，从而熔铸成千古义勇、“绝伦逸群”的男子汉大丈夫典范。

关于曹操的评价，近年来出现了新倾向。在笔者为本科生开设“明清小说研究”课程时，有不少学生在开课之前表示喜欢曹操，欣赏他功成业就的一面。这说明，部分学生过分强调成功的影响，而忽略淡化了人的品性。笔者认为，相较而言，成人应是成功的前提。我们在弘扬《三国演义》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应注重持守正义与正道，弘扬其人文精神。

当然，笔者也并非说曹操一无是处，曹操作为《三国演义》中杰出英雄之一，确实也有过人之处。除世人在道德层面评价他“奸”之外，他还有才能层面的“雄”，不能片面论之。他的伦理观念，可从不做皇帝这一点申说。从客观方面来看，曹操固然会考虑条件不具备、担心成为众矢之的等因素，如曹操认为孙权劝其“早正大位”，是“欲使吾居炉火上”。笔者在此，拟从主观方面补充一点：曹操还是有政治底线的。他以主观理性勉力抵御皇权诱惑，直至人生终点未做篡臣，盖棺论定。毛宗岗评曰：“曹操不自为之，而使其子为之，则莽拙而操巧也。”笔者认为，在才华与治理能力方面，曹操与王莽判若云泥，二者不能简单化地归为“拙”与“巧”之别。曹丕采用禅让的方式篡汉，也不能说没有其父的影响。尽管禅让只是形式，但披上文明外衣，总比挥刀弑君好得多。汉献帝受尽委屈，最终得以善终，大概可视为历史风云中尚算文明的一例吧。

 （作者：关四平，系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长、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