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派古琴：质而不野 文而不史

古琴艺术源远流长，文化内涵深厚。《礼记》有“士无故不撤琴瑟”的说法，魏晋时嵇康在《琴赋》中说：“众器之中，琴德最优。”明代屠隆说：“琴为书室中雅乐，不可一日不对清音居士谈古。”古琴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标识之一。从相传诞生最早的《幽兰》起，古琴曲在三千年音乐发展史中便承载着文人的心绪，表达着文人的志趣。《高山》《流水》《梅花三弄》这些古琴名曲与先秦时伯牙子期、魏晋名士的名字紧密关联；《世说新语》等古籍记载着嵇康的琴人风骨，一曲《广陵散》道尽了他的复杂心境，一篇《琴赋》承载着古人“天人合一”“中正平和”的美学追求与理性哲思；阮籍的一曲《酒狂》倾诉着他“叹道之不行”“拖兴于酗酒”的悲愤，《乐论》阐释的琴观，使中国琴学理论走上审美与艺术之路。

有德国学者说：“没有任何乐器能在体现中国伟大的传统文化气息的能力上与古琴相比！”作为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古老乐器，古琴始终以其精湛的表演技艺和悠久的历史传统彰显着鲜明而独特的人文精神，彰显着博远深厚、卓然超拔的东方表演美学品格。古琴所蕴含的生命意趣，肇始于魏晋时期，及至有宋一代达到高峰。诚如宋代琴家成玉磵《琴论》中所言：“京师、两浙、江西，能琴者极多，然指法各有不同。京师过于刚劲，江西过于轻浮，惟两浙质而不野、文而不史。”这里所说的“两浙”指的是浙派古琴艺术。

浙派古琴源自南宋琴家、浙江温州永嘉人郭沔的划时代创造，他被誉为“浙派古琴鼻祖”。郭沔为一介布衣，一生致力于古曲旧谱整理，据说，明中叶前流行琴曲中大多由其整理和传授。郭沔特别擅长创制新曲，所作琴乐思想深邃、逻辑缜密、结构严谨，尤以《潇湘水云》《秋鸿》为代表。他的琴曲将思想性、艺术性和民族性有机融为一体，蕴含着宋末文士特有的乐韵兴致和家国情怀。郭沔十分注重琴曲琴艺传授。他的传世弟子刘志芳、毛敏仲等承传师学，秉承郭氏琴学传统，深研浙派琴艺精粹，广泛传播郭氏琴曲，奠定了浙派古琴在南宋琴界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此后，师从浙派琴师刘志芳、依循郭氏琴谱乐风的浙江严陵（今桐庐县）人徐天民，承上启下。他琴艺精湛，祖孙四代传承琴艺，至明洪武年间，以曾孙徐和仲成就为高，影响较大，赢得众多拥趸，后世尊称徐家为“浙操徐门”“徐门正传”。

浙派古琴演奏以“微、妙、圆、通”的音色为主要特征，追求“清、微、淡、远”的艺术境界，崇尚于理性中求素淡之雅。晋人陶潜有云“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入耳澹无味，惬心潜有情。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之说，强调弦外之音、韵外之致。

浙派古琴也追求隐逸雅趣和托物言志。从伦常之情的“琴瑟友之”，到觅寻知音的“高山流水”，从空谷恬淡的古曲《碣石调幽兰》，到寄情山水的《潇湘水云》……古代文人总是将个人意趣置放于美丽的自然景致之中。

浙派古琴追求在山水之中表达内在情感。“自然”是中国古代文人推崇的审美境界，“任乎自然、反对人为”，浙派古琴承袭了这一美学思想。作为浙派古琴的经典，《潇湘水云》是中国琴乐史上最有影响的佳作之一。明代朱权《神奇秘谱》解题曰，宋人郭沔“每欲望九嶷，为潇湘之云所蔽，以寓倦倦之意也。然水云之为曲，有悠然自得之趣，水光云影之兴。更有满头风雨，一蓑江表，扁舟五湖之志。”琴人以精细的音乐描画了山水的优美景致，用泛音旋律衬托湘江的奔腾湍急和内心的悲愤激越，全曲张弛有致、浑然见景，在生态美景图中隐约浮现的是古代文人的理想人格。后世传承留存的浙派琴曲，如郭楚望的《泛沧浪》《步月》，刘志芳的《忘机》，毛敏仲的《樵歌》《渔歌》《山居吟》《庄周梦蝶》，徐天民的《泽畔吟》等，大多是寄情山水，传达意趣，表达个人对自然的向往，这恰恰与中国文人所追求的旷达情怀与天然逸趣不谋而合。

宋代是我国审美流变中重要的一环。宋韵艺术体现出极简、平淡、典雅的美学境界。而浙派古琴正是宋韵音乐的绝佳代表。“韵”是我国古典美学中的重要审美范畴。“韵”字最早可追溯至汉代，作为音乐术语所用，如汉末时蔡邕《蔡中郎集·外集三·弹琴赋》：“繁弦既抑，雅韵乃扬。”这里的“雅韵”与“繁弦”形成对比，说明雅韵具有平淡柔静的特点。魏晋时期，“韵”被作为形容人格情调与身形姿态的词，多表柔静之风。宋韵音乐是典雅，是平淡和柔静。宋代审美文化追求极简，呈现“平淡典雅”的风格特征。

宋韵音乐内敛深沉。如郭沔的浙派古琴，以潇湘二水为境，借云水景色含蓄表达“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忧患意识。琴曲《樵歌》《忘机》《山居吟》等则体现了平淡自然的意趣。

浙派古琴弹奏技巧刚柔并济，恰到好处，其琴谱、琴曲、琴艺和琴学中无不蕴含着淡泊宁静的审美品位，博大含蓄的艺术风范，形成了“质朴但不粗俗，内敛但不呆板”的琴乐风格和人文精神。

（作者：郭克俭，系浙江师范大学施光南音乐文化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白银琴，系浙江师范大学民族音乐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