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曾文先生的日本佛教与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

杨曾文先生，1939年出生于山东即墨。1959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就读，1964年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佛教研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2006年8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终身学术称号。

作为中国著名的佛教学学者，杨先生常年致力于中日佛教思想、佛教交流史等专业领域研究，并多次出访游学于海外，[①]既收集佛学研究珍贵史料，又与外国学者积极交流。他治学严谨，历史、文献、思想三者并重，不仅开拓了国内学界日本佛教史研究的荒地，为后世日本佛教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积极组织对外交流活动，对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杨先生人格高尚，具有至真至深的家国情怀，以身作则践行“生命不息、追求不止”的精神，其人品、学品为后辈们树立了榜样。

一、研究领域及主要研究成果

杨曾文先生积淀深厚，研究成果斐然。目前已出版《日本佛教史》《中国佛教史》《唐五代禅宗史》《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佛教与中日两国历史文化》等专著12部，翻译《日本佛教史纲》（村上专精著）、《印度佛教史概说》（合译）2部，校编《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临济录》《神会和尚禅话录》等佛典语录5部，主编和参编《佛教文化面面观》《日本近现代佛教史》《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中日文化交流事典》等著作15部，发表学术论文《中国净土宗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鸠摩罗什的“诸法实相”论》《<六祖坛经>诸本的演变和惠能的禅法思想》等284篇，另有译文36篇、序跋51篇。据数据库的保守统计，[②]其部分学术论文被引达420次（其中硕博学术论文270余次，占比约65%），[③]著作被引多达5100余次（其中图书引用近2700次，占比52%），[④]足见杨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学界影响力之大、社会反响之高。杨先生的研究主要涉及佛教思想及中国佛教研究、日本佛教研究和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三方面，以下对此做简要介绍。

（一）佛教思想及中国佛教研究

有关佛教思想及中国佛教的研究，细分之下又有佛教思想与佛教史研究、禅宗史研究和禅宗文献研究三者之别。

1.佛教思想与佛教史研究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佛教的起源》（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台北，佛光出版社，1991）、《中国佛教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隋唐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三部。其中《佛教的起源》以汉译《阿含经》等经典为主要资料，考察和论述了佛教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并介绍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教义思想及其在印度的传播概况。《中国佛教史论》是杨先生于1999—2002年陆续发表的20篇学术论文总集，内容涵盖了唐五代到宋元时期的禅宗史，也包括一部分佛教学术会议专题论文。《隋唐佛教史》则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隋唐佛教的断代史著作，包括隋唐社会和佛教的关系、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与发展两大部分，书中对唐代道佛之争、武宗灭佛等唐代佛教的重大问题亦有详细考辨和介绍，对于充实中国佛教史和思想文化史研究有着颇为积极的意义。

2.禅宗史研究

杨先生自1994年完成《日本佛教史》《日本近现代佛教史》后，着重开始了中国禅宗史的研究，1999年出版的《唐五代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2006年出版的《宋元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该领域的代表作，其中《唐五代禅宗史》出版后颇受赞誉，先后获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优秀作者奖（2008）、汤用彤学术奖（2017），是杨先生在禅宗史研究中当之无愧的“扛鼎之作”。该书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唐五代禅宗成立和发展的断代史专著，揭示了禅宗的产生和迅速兴起是佛教适应中国社会环境的民族化进程深入的表现，在为人们了解唐五代禅宗及其与当时社会文化的关系提供方便的同时，也为从事唐五代历史、哲学、宗教、文化等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宋元禅宗史》同样是一部断代史专著，它利用的资料十分广泛，有正史、编年体史书，还有禅宗语录、多种“灯史”，也有儒者的文集及碑铭和地方志、寺志等，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两宋和元代禅宗的传播和发展，对于宋元时期禅宗各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事件、禅法思想和著述，以及禅宗与儒、道二教的关系等均有深入研究。

3.禅宗文献研究

早在1982年，杨先生利用到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修的机会，考察了中国佛教传入日本后的传播情况，并搜集以后可能用于佛教研究的资料，将日本学者整理校勘的敦煌本《六祖坛经》和《神会语录》复制带回，这成了他以后研究禅宗的起点。在这些珍贵史料的基础上，杨先生陆续编校了《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神会和尚禅话录》（中华书局，1996）和后来的《临济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2021年再版），三部内典之学的编校构成了杨先生禅宗文献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包括三大部分：一是以敦煌博物馆藏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为底本，参校旧敦煌本和宋代流行的惠昕本而完成的《坛经》校勘本；二是附录，内容为发现于日本大乘寺的宋代惠昕本《坛经》及多种有关慧能与《坛经》的重要文献资料汇集；三是有关《坛经》及其思想的研究论文。《神会和尚禅话录》以敦煌博物馆收藏的写本为底本，参考胡适及日本铃木大拙校本编校而成。全书正编收有神会《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等文，附编收录有关神会传记的8种文献，最后是编者所作《神会及其禅法理论》。《临济录》编校本内容有三：一是以《大正藏》本《临济录》为底本，校之以明版《四家语录》本、《古尊宿语录》本的《临济录》等，对《临济录》全文进行校订、标点和分段；二是附编（一），是从《祖堂集》等佛教史书中选录的义玄传记和有关他禅法的资料汇编；三是附编（二），系编者的研究论文《临济义玄和＜临济录＞》，其中对义玄的生平、《临济录》的编排结构、义玄的禅法思想等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以上三部编校本的编纂结构，呈现出“文本校勘—相关资料汇编—作者生平思想及文本研究”的共通特点，对学界佛教原典文献的整理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杨先生在当代佛教的现实意义、时代价值和世界佛教现状等方面的研究亦着力甚多，这里以《当代佛教与社会》（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佛教与中国历史文化》（金城出版社，2013）和《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1993；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三部著作为例略加说明。《当代佛教与社会》是杨先生担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六年间参加学术会议所提交的47篇文章的汇总，题材各异，涉猎广泛，但皆不离当代佛教，反映了杨先生对当代佛教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关心与思考。《佛教与中国历史文化》共收录论文37篇，内容包括对当代人间佛教基本要求的思考，对中国禅宗的传统、主要特色及其时代精神的探究，对佛教的回顾与展望，对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考察等，观点与时俱进，具有时代精神，同时不减学术价值。《当代佛教》是一本介绍世界当代佛教的科普性著作，介绍了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及其发展，当代南亚和东南亚各国的佛教及其影响，二战后日本的佛教及朝鲜、韩国和蒙古、苏联的佛教，欧美的佛教和佛教研究，国际佛教组织和主要活动，佛教节日和纪念活动等，其中不乏涉及佛教民族主义、佛教社会主义、新兴宗教、佛教改革思潮等国内鲜有人提及的新话题，书后还附有二战后世界佛教大事件年表。该书内容详实，举证丰富，论述客观且系统，从中可了解到当代世界佛教之概貌和发展趋势。

（二）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

以上简述了杨先生在佛教思想及中国佛教研究领域的代表作，下面我们以时间线为轴，介绍一下杨先生在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领域的研究概况。我们基于相应的研究成果，将杨先生对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的研究整理为1964—1972年、1980—1982年、1990—1996年、2013年以后四个时间段，分别对应萌芽、开花、结果和圆熟时期。

1.萌芽期（1964—1972）

如前述，杨先生从事佛学研究，可追溯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的1964年。进所工作时，杨先生按照当时所里的学术分工开始接触日本佛教，这成为他此后佛教研究的滥觞。然而，杨先生的学术之路并非一路坦途。时值特殊时期，全国的学术工作者被迫停顿工作，杨先生也于1969年随哲学社会科学部全体成员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参加了三年农业劳动。不过，其间杨先生对日语的学习未有停顿——一本《毛泽东文选》日文本成为彼时杨先生学习的最佳材料。1972年，杨先生从河南干校回京，接受了黄心川先生的建议，着手翻译日本近代佛教史学奠基人之一、佛教史研究先驱村上专精（1851—1929）所著的《日本佛教史纲》，由此而对研究日本佛教产生了极大兴趣并怀有一种使命感。

2.开花期（1980—1982）

1980年，杨先生参加由杜继文先生任主编的《佛教史》编写组，负责日本及朝鲜佛教部分的撰写。1982年1月至4月，杨先生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修期间，搜集到日后用于佛教研究的一些资料，这此访学经历也成为杨先生研究禅宗的起点。自1982年起，杨先生几乎每年都抽时间研究日本佛教，并先后发表多篇论文。[⑤]此期间的代表作有《中国净土宗及其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2）、《中国佛教在日本佛教初传期的流传情况》（《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3期）等。

3.结果期（1990-1996）

随着研究的不断积累和沉淀，杨先生迎来了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的丰收期：1992年，担任《中日文化交流事典》副主编，负责主编“中日佛教文化交流“部分并撰写词条；1995年，出版《日本佛教史》；1996年，《日本近现代佛教史》（与张大柘、高洪等学者合著）、《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与日本学者源了圆合编）陆续问世。此时期重中之重的成果当属《日本佛教史》，杨先生曾言该书是有生以来下功夫最大的一部著作。[⑥]该书自1990年底开始撰写到1993年完成，历时三年。1995年出版后一版再版，几经脱销，广受学界好评，深受读者喜爱。《日本佛教史》是中国第一部日本佛教通史专著，以论述日本民族佛教格局的基本形成为重点，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佛教传入日本1500年来在日本传播、盛行和发展的全过程，同时揭示佛教这一文化纽带在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书中内容不只关乎日本佛教，也涉及中日佛教交流史。该书论述精当，旁征博引，综析详辩，是日本佛教史研究中的经典之作，是有志于研究日本佛教、中日文化交流史学者的入门书与必读书。

《日本近现代佛教史》是杨先生主编并参写的著作，书中论述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佛教历史，在编写时将佛教置于各个历史时期加以关照。就内容来看，它对日本近现代佛教的历史、重要人物与事件，佛教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的表现，战后日本佛教的重新组合和适应时代的改革，当代日本佛教的宗派和组织包括新兴佛教团体，佛教与日本的政治文化关系，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日本百年来对佛教的研究取得的成绩，日本佛教在国外的传教情况等内容都作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为我们了解日本近现代的佛教情况提供了方便。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与日本大修馆书店合作出版）丛书中的一卷，由杨先生和日本学者源了圆担任主编，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密切配合，分工合作撰写而成，观察角度不一而同，写作风格各有特色，书中设置了中日宗教文化交流史、道教与日本神道及民间信仰、佛教在日本的传播、日本佛教的宗派、中日佛教民族化和儒佛关系、中日两国基督教的早期传播、近现代中国与日本的佛教等专题，吸收了中日两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中日宗教和两国的宗教交流作了整体性概括。

4.成熟期（2013年至今）

《中华佛教史》是中国第一部佛教通史，由学界泰斗季羡林、汤一介两位先生担任主编。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先生承担了《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的写作，该书论述了中国佛教东传日本的过程及中日佛教的源流关系。在该书的自序中，杨先生指出了此书与《日本佛教史》在取材与重点研究内容上的五点不同之处：其一，论述以中国佛教为主体；其二，考察以两国僧人对待中国佛教的着眼点、态度等为重点；其三，揭示中国佛教在日本佛教史不同时期的地位与影响；其四，阐述中国佛教对日佛教乃至历史文化的整体影响；其五，以史实论述表彰为两国佛教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重要人物。就著作的价值和贡献而言，《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卷》一方面在学科建设上丰富了“中国佛教”外传史的内容，充实了以往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另一方面对中国读者加深对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了解、增进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也大有裨益。

著书立说之外，杨先生利用日语专长还翻译了多部日语专著和论文，个中佼佼者如《日本佛教史纲》（村上专精著、汪向荣校），此书从时间上来说，属于杨先生日本佛教研究的入门之作。日文原版分上下两卷，上卷出版于1898年，下卷出版于1899年，是日本佛教文化研究领域的早期代表作。原作者以提纲掣领的方式揭示了日本佛教史的纲要和主要内容，比较考查了日本各个佛教宗派产生和发展的源流，对所依据的佛教理论在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差别进行比较说明，论述了佛教在日本社会和文化发展史上所做出的贡献，对日本历代佛教制度，如僧官、僧律、度牒等也做了概括性的介绍。该书经杨先生译介到国内后，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81年、1992年、2022年推出三版，可见其影响力和重要性。杨先生的其他译文还有《日本佛教研究现况》（佐佐木教悟，《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2期）、《明代文化的传播者——隐元隆琦》（镰田茂雄，《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日本佛教的特点》（中村元，《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日本国的净土变相和敦煌》（中村兴二，《中国石窟莫高窟（三）》，文物出版社，1987），等等。

二、研究特点与学术贡献

（一）研究特点

纵观杨先生的学术研究生涯，不管是中国佛教史研究，还是日本佛教史研究，早期经历虽有顺有逆，中间研究方向有转有变，但自始自终未离佛教研究，想必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奠定了杨先生今日的学术地位。当然，杨先生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研究业绩，更离不开他佛教研究方法论的支持。用杨先生本人的话来说即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论结合法”，[⑦]换言之，即历史、文献、思想三者并重。关于此，杨先生曾言：“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首先应理清其历史脉络，其次要最大限度获取、考辨并整理相关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最后在历史脉络清晰、文献资料可靠的基础上尝试对该问题的思想实质进行理论概括。”[⑧]对研究者而言，开展学术研究首先要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副清晰的学术地图，有了地图的指引才能正确寻找到自己想要的研究目标，然而找到目标并不意味着研究到此为止，对目标进行解读才是研究者的真正终点。在杨先生的治学过程中，他始终以研究佛教史为重点，史料结合史识，扎实文献功底之下更见透彻的理论分析。具体到日本佛教研究，杨先生的这一“历史考察+文献运用+理论创新”的治学方法被展现得淋漓尽致：首先，密切结合中日两国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佛教东传及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演变历程；其次，使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佛教文献与考古资料，同时积极参考和吸收国内外的重要研究成果；最后，就佛教传入日本后的民族化过程、日本古代佛教的特点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创新性观点。

（二）学术贡献

我们说，佛学研究在中国的宗教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杨先生浸淫其间近60年，造诣之深常人难以望其项背。毋庸置疑，杨先生为中国的佛学研究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仅以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而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开拓了国内学界日本佛教史研究的荒地，为后来的日本佛教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王颂就曾指出：“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汉语写作的日本佛教通史只有杨曾文教授著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佛教史》。杨著填补了中国学术界对日本佛教研究的空白，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书内容较为丰富，吸收了村上专精、辻善之助、家永三郎等人的研究成果，作为近二十年来中文写作的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日本佛教通史，成为与日本研究有关的各领域学者的案头必备之书。”[⑨]

其二，总结了日本古代佛教的五大特点。日本佛教虽然“移植”自中国，但它在日本社会历史环境的漫长流传和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色显然与中国佛教这个母体相异。1992年，由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日中文化交流——新的观点”研讨会在京都召开。杨先生出席并发表了《日本古代佛教民族特色的形成》一文。文中他将日本古代佛教的特点概况为以下五点：①强烈的佛法护国的观念；②神佛同体和一致论思想；③鲜明的宗派意识；④盛行念佛和唱题；⑤显著的世俗化倾向。杨先生的观点和论述既简练又到位，在当时乃至此后，都有相当的启发性。

其三，填补了国内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通史类研究著作的空白。历史上，中国与日本发生过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这些丰富的史实本该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产出许多专题的、综合性的研究成果，然而在杨先生之前，由于种种原因，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日本，国内长期缺乏关注，成果乏善可陈。因此，杨先生的研究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意义。不论是他倾数年之功完成的《日本佛教史》，还是他佛学研究步入圆熟境界的《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卷》，这些成果之于该领域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都毋庸赘言。正是在杨先生的“学术开荒”下，国内的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史研究才逐渐成为研究焦点，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其四，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汉传佛教的海外传播史及东亚佛教文化圈的建构过程。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是一个大课题，涉及许多内容，它与汉传佛教的海外传播、东亚佛教文化圈的构建都紧密相关，共同构成一个互有关联的有机整体。用东亚的视角看佛教的东传，或许更能看清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的本质。借助杨先生的研究成果，我们得以对这些问题有更好的理解，从中获得学术思路和研究视野方面的灵感和启发。

其五，促进了中日学界的学术交流。早在20世纪80年代，杨先生便通过翻译将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学界，这极大地扩充了国内学界的学术理论，激发了学者们的学术热情。从1985年至2003年，杨先生与日本东京大学的镰田茂雄、末木文美士教授合作，先后组织了10场两年一度的“中日佛教学术会议”。为表彰杨先生的贡献，1999年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将“东洋哲学学术奖”颁发给了杨先生。此外，杨先生还与日本学者共同主编丛书、共撰论文，前述《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以上种种，交流频繁，方式多样，皆是杨先生为促进中日学界学术交流所做之贡献。

三、结语：两点思考

（一）欲做事，先做人

学者在成为学者之前，首先是一个普通人，因而学习做人是步入学术生涯的第一步。杨先生在学问生涯和平常生活中，无不散发着人格的魅力，闪耀着智慧的光辉。杨老师曾就自己的人生发出感言，他说在佛学研究的路上，日本的牧田谛亮、镰田茂雄、福永光司等老一辈著名学者对其帮助不小，自己在与他们交往时，尤其注意保持国格、人格，因而得到了他们的尊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⑩]在修身养性方面，杨先生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做“不平常事”，淡迫名利，顺乎自然，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反对急功近利，秉持端正的学风和高尚的学术道德。

从事学术研究还需要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来做催化剂。杨先生之所以下定决心撰写一部中国人自己的《日本佛教史》，即是出于对中国在这方面研究欠缺之现状的痛心疾首。这种使命感还体现在杨先生深切的现实关怀中。这一点，从其论文集《当代佛教与社会》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有结合时代对佛教义理的诠释和发挥，有对佛教应当适应时代和社会进步进行变革的思考，还有关于新时期佛教自身建设、佛教研究和文教事业，以及佛教如何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问题的探讨，反映了杨先生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

俗语有云：“生命不息、追求不止。”杨先生的学术生涯恰是对这句话的最好注解。年逾古稀，不改钻研之志；孜孜以求，不缀笔耕之勤。近年来，杨先生先后完成并出版了《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卷》《佛教与中日两国历史文化》两部皇皇大作，目前仍执笔主编丛书《中国禅宗典籍丛刊》，不辞辛道苦，不止步于前；劈荆斩棘，皓首穷经，不断开拓学术荒土，真吾辈学习之楷模。

（二）如何接着说？

如何继承杨先生开拓的事业，将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走得更远更好，是我们当下所应重点思考的问题。从杨先生的治学生涯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四点启发。

第一，不断拓展研究视野。要从东亚甚至全球的视野来研究日本佛教与中日佛教交流史，不断挖掘新史料，提出有意义的新问题。

第二，不断充实与更新研究内容。近二十年间，在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领域，皆出现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特别是2015年，北京大学王颂教授出版了《日本佛教》，在材料挖掘、方法运用、观点创新等方面皆有新的突破，可谓是对杨先生《日本佛教史》的继承与发扬。那么，在“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领域，我们是否也该在杨先生《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卷》一书的基础上，推出吸收新成果、利用新史料、运用新典范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通史性著作呢？这显然是我们“接着说”时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不断提升研究方法。如何对日本佛教或中日佛教交流史的重要问题开展深入、细致、系统的研究？要解答这些问题，需要借鉴与反思日本及欧美学界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要在继承历史语言文献学、宗教哲学研究传统的同时，借助数字化技术，通过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模式，不断创新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平。

第四，不断促进学术交流。对当下的学界来说，在促进学术交流方面可以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实现。其一，如杨先生所为，将有学术价值的国外研究成果译介进来，同时，我们也要将中国学者的优秀成果介绍出去，实现中外学者的平等对话。其二，与国外的机构或个人开展合作研究，如前所述，杨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在今天的条件下，这样的合作更容易实现，以研究道元著称的日本郡山女子大学何燕生教授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何教授今年申请到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一个关于禅的语言与翻译的共同研究课题，参与课题的成员有40余位，除了日本学者，还有来自欧美及中国的10余位学者，每两个月举行一场研究会，由不同国家的学者各做一次发表。我有幸参与其中，深感每次研究会都获益匪浅。其三，联合举办学术会议。杨先生曾经参与组织的“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迄今已举办了15届，由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举办的“世界佛教论坛”[⑪]至今也召开了5届，在海内外学界与佛教界影响很大。除了这种大规模的学术活动，我们也可举办形式更为灵感多样的小型合作会议，不断促进海内外的学术交流。

最后，我们想借杨先生的话做一个简短的结语：“任何学术研究都有前后学者之间的连贯继承性，横向学者之间的互补性。我在从事某项课题研究之前或过程中，尽可能搜集并参考国内外的有关成果，注意使自己的研究与国内外的研究‘接轨’。借此机会，向国内外学术界的前辈，向一切在佛教研究中做出贡献的同仁深表敬意。”[⑫]向前辈学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江静，女,浙江桐庐人,浙江大学博士。现为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教授、博导、院长兼东亚研究院院长。学术兼职包括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兼中日关系史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华日本哲学会理事、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海外文献资料中心副主任、日本早稻田大学宗教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日本千叶大学客座教授、韩国东国大学客座研究员。

陈缪，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①]自1982年起，杨先生先后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招聘学者”（1982年1—4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85年9—12月）、美国康乃尔大学访问学者（1991年4月）、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招聘教授”（1991年10月至1992年10月）、日本驹泽大学研究员（1997年10-12月）。

[②]论文被引情况检索自中国知网数据库，著作被引情况则检索自读秀数据库。数据引用时间为2022年10月12日。

[③]论文中被引用数量的前三名为《唐宋文殊菩萨信仰和五台山》（27次）、《试论东汉时期的豪强地主》（18次，系杨先生的北京大学毕业论文）、以及《构建和谐社会与宗教的理论审视》《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史论》《鸠摩罗什的“诸法实相”论》《<六祖坛经>诸本的演变和慧能的禅法思想》（上述四篇论文被引皆16次）。

[④]著作类中被引用数量的前三名为《唐五代禅宗史》（749次）、《日本佛教史》（584次）、《神会和尚禅话录》（505次）。

[⑤]陈熵：《持平常心，做不平常事——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杨曾文》，《中国宗教》2006年第7期。

[⑥]陈熵：《持平常心，做不平常事——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杨曾文》，《中国宗教》2006年第7期。

[⑦]黄奎、杨曾文：《史论结合，研究佛教历史》，《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4期。

[⑧]陈熵：《持平常心，做不平常事——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杨曾文》，《中国宗教》2006年第7期。

[⑨]王颂：《世界佛教通史》第9卷《日本佛教（从佛教传入至公元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9页。

[⑩]陈熵：《持平常心，做不平常事——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杨曾文》，《中国宗教》2006年第7期。

[⑪]世界佛教论坛由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佛教界倡议发起于2005年，旨在为热爱世界、关爱生命、护持佛教、慈悲为怀的有识之士搭建一个平等、多元、开放的高层次对话、交流、合作的长效平台。

[⑫]陈熵：《持平常心，做不平常事——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杨曾文》，《中国宗教》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