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首位70后女作家乔叶：写作从来不负我

不久前，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在北京揭晓，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乔叶的《宝水》等五部作品获奖。五人之中，乔叶是唯一的70后，也是我国第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70后女作家。

记者：得了这个奖之后，对你自己作为一名作者会带来什么影响？

乔叶：就是采访多，正常生活节奏被打乱了。

记者：对你生活实质的影响或者工作包括写作会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吗？

乔叶：没有什么不一样，我照样要买菜做饭，工资也不会提高，可能会见到的时候说这是一个获得茅奖的作家，可能多一个头衔。

记者：听到别人这么介绍心里会舒服吗，得意吗？

乔叶：也没有，因为我以前得过鲁迅文学奖，也是很好的奖，作家是拿作品说话的，如果你得了茅奖以后你写不了东西了，有什么意义呢？毫无意义。

长篇小说《宝水》出版于2022年底，讲述了太行山深处的宝水村由传统型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生机和活力重新焕发的故事，塑造了女主人公地青萍、德高望重的老人九奶、村支书大英等多个性鲜明的角色。小说的创作开始于2014年，历经近八年时间，正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开展乡村振兴的历史阶段，因此有评论说，《宝水》是描绘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记者：你写这个小说当时没有想到正好写作的过程，是伴随着整个国家乡村振兴的这个政策实施过程的？

乔叶：没想过。

记者：偶然巧合？

乔叶：我个人首先从自我的感性出发，我觉得小的东西哪怕很小很细，但是你扎得足够深，它也能够通到，打一口小井也能通到一个广阔的地下河，比如河南中原的乡村不是最先进的，不是最富裕，但是也不是最贫困的，就我看的乡村样本里面，它可以取一个最大公约数的这种乡村，我不是要选一个特别孤立的例子，我就想说其实是有很多人都在这样生活着。

乔叶是在农村长大的人，2014年，身为河南省作协副主席的她到河南省信阳市的一个村子参加活动，村子名叫郝堂村，在那里，乔叶看到了和记忆里的农村不一样的气象。

乔叶：当时是春天，信阳毛尖正在采茶的时候，其实是蛮有特色的，觉得特别好，我觉得首先其实是被当地农民的那种生活状态所触动，然后才会了解后面。

记者：什么生活状态？

乔叶：我们老说乡村空心化什么的，但那个村不空心化，他们家里面人整整齐齐的，孩子、青壮年、老人一家人特别团圆，外面打工的人都回来了，后来我才了解，他们村是评上的美丽乡村示范点，村庄老有所养、少有所依，村里的小学学生也很多，他们做的民宿也很漂亮，价钱也不贵，经常有游客去村里玩，他们闲时的时候，做这种农家乐、餐饮、民宿，忙的时候也收稻子，他们种稻子，收稻子。不抛家，不舍业，在门口挣钱过日子，过得很滋润，还是蛮自洽的，我觉得特别好。

记者：你看到的乡村生活和你小的时候所看到的是一回事吗？

乔叶：当然不是一回事，这个时候有城乡交融，城乡互动的，周边的城里人，甚至更远的城里人他愿意在这样的村庄里居住，休闲，觉得是一种休闲生活，但我那时候我童年的那种乡村，我们北方的乡村，城乡那时候是蛮二元对立的，觉得城里人生活是更高级的。

记者：当时你使劲读书，可能也是某种程度上想摆脱。

乔叶：对，当然觉得说，不再是个农民身份，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标志，普遍的，大家普遍的标准是这样的。

20岁之前，乔叶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她出生在河南省北部修武县的一个村子里，母亲是民办教师，父亲是村里第一个大专生。

回忆童年时，乔叶觉得自己是一只不受关注的“丑小鸭”，谈不上漂亮，也说不上灵巧，唯一闪光的地方，是她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拿来当范文朗读。她憧憬能够考上大学，但初中毕业的时候，出于现实考虑，她放弃了考高中，选择去上了一所中等师范学校。

记者：如果要是不读师范，继续读高中在当时可能吗？

乔叶：我觉得有时候假设是没意义的，因为当时命运就是那样给你的，其实我当年也不是很甘心，后来认识到还是没办法，因为上师范是有很多种福利的，上学本身是不花钱的，全额补贴的，吃饭都不用花钱的，学费全免的，所以对农家的孩子，或者农家选择来说都觉得是上佳选择 。

记者：如果说学习能够改变命运，怎么改变，改变什么？

乔叶：改变要跳出农门，因为我大哥是跳出来，我二哥也跳出来，考师范，初中毕业考中师，中师毕业就可以达到公办教师，现在的话叫上岸了，属于国家的人了，公家的人了，拿到工资了，这种安全感。

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时候，乔叶还不到18岁，她被分配到一所乡村小学当老师，因为学校很少有可以交流的同龄人，乔叶就要想办法找到能排解寂寞孤独的方式。

乔叶：我就看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是我们学校订的一份报纸，有副刊，其实是很生活化的散文，看了会有亲切感。我觉得我也能写，可能会这样，所以我当时就给他们投稿了。

记者：写作总是有目的的，在当时那段时间写作是为了什么？

乔叶：就是可能性，除了我正常教书或者说这种正常上下班，这种生活之外是有别的可能性。

1993年2月，中国青年报副刊发表了乔叶的散文处女作《别同情我》，父亲身患癌症去世的那一年，乔叶才15岁，六年后，她用这篇文章怀念父亲，文中她写道：“我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平时感受不到他存在的意义，他去世了，感觉这个家的天塌了。父亲的存在就像身体的骨架，虽然看不到，但他就是支撑。而母亲的意义则像衣服，温暖把你裹起来”。

乔叶：我一直在文学的道路上还挺受宠爱的，没有被退稿，中国青年报一年可能都能发十几篇那种，在地方上还不是很多见。

乔叶原名李巧艳，乔叶是她给自己起的笔名但随着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大，她的原名反而很少有人知道了。

记者：这个笔名是怎么来的？

乔叶：笔名就是因为投稿怕退稿，那个时候有退稿，第一次投稿的时候，我想如果退给我，比如说退给小李，大家都知道是我退稿了，就很丢人，我要起个笔名。

此后，乔叶的散文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愁嫁》《不做情人》《一个女孩的自知之明》等十几篇散文先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同一时期，《青年文学》《散文百家》《散文》《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刊也开始发表乔叶的作品。其中，《愁嫁》多少带有征婚的意味。

乔叶：我那时候也没有成家，因为长得也不行，其貌不扬，脾气有一点古怪，没有感情生活，对自己的感情生活莫名也觉得很绝望。我写征婚启事，我想还要掏钱，征婚启事要花钱的，按字数收费，我说能不能写篇文章，表示征婚，同时又可以挣点钱的，那种心理还挺可爱的，写什么，一个女孩的自知之明，愁嫁。

记者：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又征婚了，又赚钱了？

乔叶：当时好多来信，挣了稿费，中国青年报的稿费还不错。

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乔叶的第一部散文集《孤独的纸灯笼》，发行两万余册，写作的过程成了乔叶的离乡之旅。

1998年，乔叶被调到修武县文联。2001年，她又被调到了河南省文学院。2007年，35岁的她当选为河南省作协副主席。

记者：一路从村里面的学校写到县里，再写到省里，你对自己的判断是什么，我还可以走多远？

乔叶：到省里之后觉得自己很差，因为到省里那个机构，比如像文学院就很专业，职业写作，专业作家扎堆的地方都很厉害，大家都很厉害，我完全是个小白，非常崩溃。因为大家的阅读，人家都是经典阅读的，读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读这些国外经典，我都没读过，听都没听说过。我的经验就是瞎看书，阅读层级是不行的。

记者：来得及补吗？

乔叶：来得及的，文学很宽容，文学在时间意义上对年龄也很宽容，对我们的无知也很宽容。像我这种无知的，你也会有充分的时间去补课，我那时候大量补课。

在文学前辈的帮助和鼓励下，乔叶暂时放下已经写得顺风顺水的青春美文，开始转型写小说。此后，她依靠小说先后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十月文学奖、北京文学奖、锦绣文学奖以及中国原创小说年度大奖等。2010年，她以广受好评的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在这个过程中，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那个河南省北部的村庄由于物是人非，在她的脑海中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乔叶：因为我父母去世很早，我15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我22岁我母亲去世，其实你看我那时候就是我父母都不在了，父母不在以后这个家最根基的部分其实就松动了，所以就会联系相对少。还有比如我老家那个乡村因为离焦作市比较近，会被拆迁，现在没拆完，拆了一半，记忆中那种完整的乡村形态不复存在了，但其实在我心里面它一直很深地存在着，其实我是很想表达。

记者：这个我能理解，因为人的成长其实越长大就越想追寻自己小的时候成长的一些细节。

乔叶：对，要看到自己的来处，是怎么过来的。

乔叶说，写作的本质是回忆，即不断回望自己走过的路，用文学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乔叶对童年和乡村的回忆在2014年的郝堂村被触动。郝堂村是我国确定的全国“美丽乡村”首批创建试点，它和乔叶记忆中逐渐凋敝的村庄不一样，写乡村的想法由此萌生。

记者：但是你要为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要付出八年的时间，不管是你可以同步干别的，但是这是一个很专注的一段时间，你要锁定目标，但问题是万一锁定错了呢？

乔叶：不会，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信心的。

记者：为什么？

乔叶：写作从来不负我，另外，你要预设什么标准，我要将来得奖或者怎么样？如果我没有得到我就失败了，不，我从来不这样想，我从来没有，我只为写作本身服务，我从来不恐惧我写什么或者得不到什么，我最恐惧的是对不起我素材本身。

记者：回过头来，你2014年动这个念头的时候，动的是什么念头？你想为什么而写，写出什么来？

乔叶：当时我心里面有一个种子被碰了一下，我突然想起我童年，就是我对我童年的或者青少年生活的乡村是不懂得的，不了解的，我其实像把它封存到冰箱里一样，那块经验是封存的。但是可能我想命运一直在给我一个机会怎么样激活它，所以反而是一个他乡的村庄把我那块记忆给激活了。

确定了方向之后，乔叶便开始了“跑村”和“泡村”的前期准备工作，她不但跑过江西、甘肃、贵州等地的村庄，也跑过浙江萧山、温州等地富庶的村庄，河南的村庄跑过的就更多了，“泡村”则是比较长期、专注地跟踪几个村子近年的变化。

乔叶：其实很多时候是做准备的时间，因为我本能知道写作乡村是非常复杂的事情。

记者：为什么？

乔叶：因为乡村其实就是我们行政意义上最小的那个村庄，就像我们手指头这种，它牵连很多神经，真的是千丝万缕，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学、人类学、植物，还有自然性，比如写山村的时候，还有山村整个的物候，四时流转，庄稼什么季节开什么花，强大的自然性，但是这些都还是相对好准备的，就是知识类的。

记者：难在哪儿？

乔叶：难在很多，很多难点，比如说学术准备，学术上也是要准备的。

记者：什么是学术准备？

乔叶：因为你要写一个当下村庄的时候，比如写它的乡村建设，我就看我们国家乡建的历史，以为乡建是个很新的词，但实际上往前梳理的时候，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实都有，民国的时候，梁漱溟先生、陶行知先生、晏阳初先生他们其实都进行过乡村建设，平民教育试图在乡村里面是哪位先生说的，先要农民化，再去化农民，我当时看到这个观点，我觉得真是厉害我们前辈，先要农民化，就是知识分子想去改造乡村，你先要把自己变成农民，和农民无限接近叫农民化，才有可能去化农民，才有可能提升或者怎么样去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就是这种脉络我觉得都要有，但实际上在小说里可能一句也没有，但我希望知道这种，尽可能多掌握这种。

在长达三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宝水》是乔叶写得最有耐心的一部小说，封存于童年记忆的乡村和现实中的美丽乡村连接在一起，乔叶想要呈现的是乡村的丰富性和复杂性。2020年11月，通过人才引进，乔叶由河南调往北京，2021年8月，乔叶当选北京作协副主席。2023年4月份，在茅盾文学奖颁发之前，《宝水》获得了“2022年中国好书”的称号。

记者：从一开始我们两个在交流的时候，你就一直在说可能性，你一路就是在探索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当你站在现在这个可能性很多次累加之后，这样的一个点上，你怎么回头看自己在种种的关口，做出的可能性的选择？

乔叶：我觉得还是蛮幸运的，我觉得我有时候也不能说很偏执，有时候是很单纯的人。刚才咱们俩聊的写小说本身，我就先专注于小说本身的创作，其他小说之外的我都不考虑。比如我当时从县里到省里面去工作的时候，我在县里面当时也是县文联副主席，20多岁，当然也会有人劝我，说你到郑州也是一种冒险，你有可能啥也写不出来，你到那当专业作家，可能都是未知的，我觉得目前是我最想做的，那我就做，我还是探索这些未知的。

乔叶：确实是我还蛮喜欢用可能性这个词，包括在北京到北京来，人到中年，快40多岁，包括读北师大的硕士，很老了，但我想，我还是很想在北师大这种高校文学气氛很浓厚，尽管是老学生，但我觉得有这样的气氛是不是会更好？我是不是还有成长的可能性，进步的可能性？写作这一点特别迷人，我现在50岁，其实还不到51岁呢，那么会想说，我是不是还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就是比《宝水》好，一直在成长学习和进步中，我觉得这是特别迷人的。(央视新闻客户端 记者丨董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