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170万年寻迹“元谋人”

穿越170万年寻迹“元谋人”

——现场直击元谋猿人遗址第六次考古发掘

光明日报记者 张勇 徐鑫雨 光明日报见习记者 阮紫嫣

金沙江南岸，云南楚雄州元谋坝子热气腾腾，老城乡大那乌村郭家包梁子的一片荒山上，搭起了四个白顶大棚，大棚内传出“铛、铛、铛”的声音，一群穿戴整齐的考古人员蹲在土坑里，正在小心翼翼地刨土、筛土，专心致志地寻找化石宝贝。发掘区周边立着多个标识牌，其中“考古工地注意安全”的标识牌分外显眼。这里，便是元谋猿人遗址发掘现场。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元谋猿人遗址的保护利用和科学研究工作，要求充分认识“元谋人”在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计划、持续性地开展考古发掘和综合研究工作。今年7月21日，元谋猿人遗址第六次考古发掘正式启动。此次发掘是继2000年发掘后，时隔23年元谋猿人遗址考古工作的重启。

近日，记者深入金沙江河谷地区的元谋猿人遗址发掘现场，追随考古专家们穿越170万年，探寻元谋猿人的前世今生。

1、荒山刨土寻找元谋猿人化石踪迹

元谋猿人遗址位于云南元谋县老城乡一片荒坡上，2023年度的发掘区域位于遗址的东南部区域。发掘区A区已清理出约5米深的一个发掘面，五六个考古人员头顶烈日，正小心翼翼地拿着小洋镐和小铲子刨土。发掘区内壁从上至下标注了1到8的数字符号，挖掘平台上横竖拉起的白线将发掘区划分为若干1×1米的正方格。

“这些小方格叫‘探方’，1×1米的探方发掘是旧石器考古发掘的常用方法。竖排的数字是标识已经清理的地层，现在已经挖到第九层了。我们每次只挖10厘米厚的土作为一个考古操作层，如果遗物分布比较密集的话，可能一次只挖2厘米厚。”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元谋猿人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阮齐军说，“发掘工作很不容易，化石埋藏很深，一般挖到很深才会有动物化石出土。”

刨出的土要如何处理？在发掘区左侧，两位民工正拿着小铲子仔细检查着干筛完剩余的砂砾。“所有土敲碎后拿到这边粗筛、细筛，剩余较大的团块要再拿到筛浮选大棚去水筛和浮选。这些土块要放在水中浸泡，将地层里面的一些植物种子、化石碎片，还有老鼠之类的小哺乳动物化石等细小遗物再挑出来。之后，我们根据这些动植物遗存来分析当时的古环境、古人类的生计方式等问题。”阮齐军向记者介绍。

“这次发掘面积为200平方米，前期勘探我们共发现了400多件有鉴定意义的动物化石，根据化石分布的密集与丰富程度，以及所对应的地层，我们确定了A、B、C、D这四个发掘区。A区在缓坡上，B、C、D这3个区都在陡坡上。”阮齐军带记者沿着陡峭崎岖的小路，逐一查看四个发掘区。

“这四个发掘区中，A区所在海拔最高，其余三个发掘区的海拔依次递减。四个发掘区在海拔不同的层位，是为了将不同的发掘层位整合成一个地层序列，这样就可以了解到不同层位出土了什么遗物，总体呈现出怎样的文化面貌和发展序列。”阮齐军说。

C区发掘现场位于一个深沟陡坡上。“这是自然冲沟。”C区负责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李学明说，“在自然切断的这一位置上，有的化石会夹在原生地层当中并被我们发现，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位置进行发掘。”

目前，7月底刚开工的C区已经发现了20多件化石，包括鹿、牛等动物的牙齿、下颌、掌骨等部位。C区一处陡坡发掘平台上，铺了一层塑料布。“塑料布下面新发现了一些动物化石，还来不及取出，暂时用塑料布覆盖。”发掘团队成员、楚雄州博物馆研究馆员王国付告诉记者。王国付是恐龙发掘专家，此次也参与元谋猿人遗址发掘。

在D区发掘面上，有19个位置做了简单的标记。“这些标记地点是地层中发现但还未发掘出土的化石。”D区负责人、玉龙县文物管理所副研究馆员和金梅拿出满满一自封袋的化石，一边展示一边对记者说，“D区的动物化石埋藏较浅，数量特别丰富，我们每一个探方收集了一袋。不过这些都是发掘区表层堆积的动物化石，是扰乱层的化石收集品，原生地层的化石研究意义要比地表扰乱层的化石大得多。”

“你看，这一考古操作层的化石出土数量还是很多的，说明这里的地层适合化石埋藏。这里既然有大量的动物化石，那我们在这找到人类化石也就有一定希望。”李学明说。

2、发掘团队阵容强大、装备先进

“元谋人作为中国人类历史的开篇，早已被写入历史教科书。重启发掘工作，以更多发掘材料来进一步研究我国的百万年人类史，有其学术必要性。”阮齐军说，“现在社会各界对遗址重启发掘、加强保护利用的呼声很高，也有广泛的社会需求。”

“现在关于元谋人的人类化石材料太少，两枚牙齿和一根胫骨化石能够带给我们古人类体质形态方面的信息都是很有限的，这在学术研究上确实是个难点。如果我们能在这次发掘中找到更多的化石材料，这或许能对东亚地区早期人类研究提供进一步的线索。”阮齐军说。

据了解，此次元谋人遗址发掘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三家单位联合开展，共有来自国内科研机构和高校的40多位科研工作者参与遗址发掘和多学科研究工作。

“这次发掘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工作，共包括了旧石器考古学、古人类学、地质地层和年代学、古生物学、古环境学五个核心团队。”阮齐军说，“强大的团队阵容为这次发掘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次考古发掘中，有邱占祥院士、陈发虎院士等国内顶级专家组成的咨询指导组在学术上把关。”

与前五次元谋人考古发掘相比，今年7月开始的这次考古发掘不仅研究团队更强大，科技装备也更先进。

记者看到，云南大学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温佳欣手持一个手机大小的磁化率仪，蹲在发掘面上来回探测。

阮齐军解释说：“如果有古人用火的遗迹，磁化率仪的数据就会升高，可是我们探测发现，这一块土色较深区域的数据比其他地区还要低，现场初步判断与原地用火可能没有直接关系。”

“如果发现古人用火的遗迹，会怎么样？”记者问。

“那就是轰动世界的重大发现了！”阮齐军哈哈一笑，随后和队员们连忙前去查看刚运送到发掘现场的新的RTK（一种GPS测量仪器）。

“之前的RTK购买时间太早了，信号不好，也比较笨重，这个轻便多了。”阮齐军说，“发现化石后，我们会先将它保留在原位，直到这一考古操作层全部清理完毕后再统一编号、拍照、记录，构建三维模型，用RTK打点，进行信息资料录入和数字化平台管理。同时还要测量每一个出土标本的长轴、倾向和倾角等信息，以便分析它在埋藏学方面的信息。”

在第六次发掘前夕，发掘团队首次在元谋猿人遗址和整个元谋盆地进行了数字化虚拟布方，在遗址上形成一个有效的测量控制网。

“我们这次发掘出的每一件化石与石器，都能够在电脑的数字化管理系统中有所标记与呈现。”阮齐军说，“对于考古工作持续年限较长的遗址，往往会因遗址地貌环境的改变等诸多因素，出现很难确定化石出土准确位置的情况。使用这一数字化管理系统，有利于我们保存和记录遗存出土的点位，为后续考古工作提供依据。”

3、学生、村民都成为“化石专家”

“考古还是要有发现的喜悦。”温佳欣笑着说，“再挖三四层，出土遗物应该会更密集些。”

7月份刚加入考古发掘团队的她，每天拍照、测量、记录探方日记、将资料上传至数字化管理平台，忙得团团转。“前一阵子挖出来一个东西，他们都说是石头，只有我觉得是化石，后来给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鉴定，果然是化石。”温佳欣颇为自豪地说。

“你怎么判断出那就是化石呢？”记者问道。

“化石有疏松孔状的结构，虽然它外面有很多的胶结物，但里面那个结构我是可以看到的，所以我当时非常确定这个就是化石。”温佳欣边比画边说着。

如何判断是石头还是化石？当地村民们在这方面的“考古素养”也在不断提升。

阮齐军说，有近十个以前参与过元谋人遗址发掘工作的民工，听说要重启发掘，都纷纷表示乐意参与进来。大那乌村村民李文通便是其中一个。

谈及在发掘区承担的工作，李文通自豪地说：“我是‘修化石’的。”每当有民工在现场挖到化石，李文通便会前去小心清理周围的石土，必要时也会做些加固处理，防止化石受到损坏。今年5月加入考古团队的李文通，至今已“修”了大大小小20多件化石。“我对考古很感兴趣，跟着这些老师学到了很多考古知识。”他笑着说。

“我以前在那边还发现了一组牙齿，上下各9颗，也交给了考古队。”李文通指着A区西边的位置告诉记者，“村子里对遗址的保护意识提升了不少，捡到、挖到什么都会第一时间上交。”

2022年10月以来，元谋猿人遗址保护倡议书在元谋县广泛传播。“这个倡议书，我们周边区域的村民也都人手一份。平时我们会给村民宣讲什么是化石，教他们辨认化石的基础方法，希望大家能不断提升保护遗址的意识。全县干部群众都要自觉保护身边一梁一柱、一碑一刻。”元谋人博物馆馆长王珍珍说。

“收工喽！”下午六点半，发掘团队沐浴着夕阳的光辉，走出元谋猿人遗址发掘工地。

“今天有挖到什么宝贝吗？”一声清亮的提问，紧接着一阵爽朗的笑声。抬头一看，是一群路边田地里劳作的村民。看到老师和同学们路过，开玩笑地问挖掘团队的发掘进度。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中！”阮齐军笑着应道。

《光明日报》（2023年09月12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