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器尚象：夏代文明之光

二里头文化是中原地区文化面貌高度统一的考古学文化，它的出现，结束了这一区域不同考古学文化类型并存的格局。二里头遗址坐落于洛阳盆地，遗址内既有大型宫殿基址、手工业作坊和祭祀遗存的集中发现，也有精美青铜器、玉器及陶礼器的大量出土，具有明显的早期都城性质。遗址发掘者赵海涛指出：“二里头都城主要是通过主干道路划分出规整的功能区，在这个‘九宫格’布局中，祭祀区、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在中路，宫殿区位居中心，完全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都城规划特点。”此外，二里头文化的存在时间和分布范围与《史记》《国语》等文献所记夏朝晚期的年代与活动区域相符。从布局、年代和分布区域等层面综合观察，学术界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为晚期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都城。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出土最多的当属陶器，仅二里头遗址复原的陶器数量就达数万计。这些时代风格鲜明的陶器，提供了观察夏人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及对外交流面貌的物象片段。我们不妨从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入手，尝试溯寻夏代社会的文化面貌，进而逐步揭开夏王朝的神秘面纱。

器类撷英：甄陶品类·显表纪世

陶器自新石器时代创烧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制作工艺和技术已十分成熟。二里头文化的陶器组合，在器类、造型与印纹装饰上皆具有突出的时代风貌，是管窥夏代社会秩序、生活百态和宗教信仰的重要介质。按照功能不同，可将其分为炊器、食器、酒礼器、贮盛器以及祭祀用器等类。

炊器古朴粗犷，主要为鼎、深腹罐、圆腹罐、甑等，以绳纹、篮纹为主要纹饰，纹理布满整个器物；食器精致实用，有豆、三足盘、簋、平底盘、圈足盘等；酒礼器神秘庄严，有觚、爵、盉、鬶、杯、壶等，器表磨光，常装饰弦纹和凸棱纹；贮盛器凝重实用，有大口尊、小口尊、小口瓮、大口罐、深腹盆等；祭祀用器以透底器最为奇特，器壁较厚，小口长颈，斜肩深腹，腹壁较直，大平底，底部与口对应位置有一圆孔，颈、腹部饰弦纹、刻划纹和压印纹。

据载，夏王朝时期的陶器制作由甄官昆吾负责，隶从官作，如《尸子》载“夏桀臣昆吾作陶”。又《墨子》云“陶铸之于昆吾”。二里头文化出土的这批类目繁多、制作精细的陶器，反映出陶器生产严谨有序的管理模式与成熟流程，正是对文献中专官冶陶的有力佐证。同时，二里头文化陶器以灰黑陶为主，一些陶礼器器表更有一层打磨光滑、明亮如漆的黑色陶衣。精美的制作工艺，既反映了官作背后服务王权的权力与秩序，又与《礼记》所记载“夏后氏尚黑”的颜色崇拜密切相关。

龙蛇腾育：图腾崇拜·文化认同

龙形图腾在中华文明中从孕育到滥觞，经过仰韶和龙山时代的发展传承，至夏代协和融通，最终风驰雷动、孕育成形，确立了相对格套化、统一化的图腾认同与龙形崇拜系统。二里头文化发现了大量的龙纹，可分为陶塑、雕刻、绿松石或金属粘嵌等类。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龙形图案分陶塑、雕刻两类。除了陶器上的龙形图案，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许多龙形遗物，尤以镶嵌于漆木器上的绿松石龙形器和镶嵌龙纹铜牌饰最为突出。这些龙形遗物均随葬于大中型墓葬。可推知二里头遗址随葬有龙纹遗物的墓葬规格较高，墓主生前应为较高地位的统治阶层。

二里头文化遗存，尤其是陶器中的龙蛇形象，表明了夏人认为龙是自己的神祖，且与自身族群的存亡休戚相关。以文献观之，夏王族即夏后氏对于蛇形之龙的崇拜十分突出，更有夏禹之禹为蛇形龙之说。《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虫”者，蛇形之龙。《列子》云：“夏后氏蛇身人面。”丁山说：“夏后氏祖禹而姒姓，当演自以蛇为图腾之神话”。文献不乏夏后乘龙、好龙的记载。《山海经》云：“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启）。”《左传》云：“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可知夏人不仅尊龙、养龙，而且专设养龙的官职。

二里头文化中的龙图腾形象格制渐趋统一，从一个侧面映射了早期中国文化认同和多元一体的历程：从仰韶时代的满天星斗，到龙山时代的逐渐融合，最终形成夏商时期多元一体的格局。历经数千年的演进与融合，龙最终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与信仰载体。正如王震中所说，龙蛇图像的应用与统一，彰显了二里头文化龙图腾崇拜的重要文化特质，文物与文献彼此印证，可作为二里头是夏代王都的一个强有力的佐证。

祼礼延承：夏时尚质·器用陶匏

礼乐制度是建立社会秩序、昭显阶层等级的重要准则，也是社会关系和国家意识的集中体现。文献显示，夏代已确立起较为完备的礼制，故有孔子言：“夏礼吾能言之。”其中祼礼就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礼仪活动，施行于宗庙祭祀及宾客饗燕诸礼之中。《周礼》曰：“以肆、献、祼享先王。”郑玄注：“祼之言灌，灌以郁鬯，谓始献尸求神时也。”《礼记》云：“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祼。”在已出土甲骨文和金文材料中，晚商和西周祼礼的记载都十分丰富。那么，夏代是否已确立了祼礼的仪制流程，参与祼礼的代表礼器又是什么呢？《礼记》云：“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郑玄注：“夷读为彝。”邹衡认为，“鸡夷（彝）这种灌尊，就是夏文化的封口盉，也是龙山文化中常见的陶鬶”，并认为爵、盉、觚、三足盘等是夏文化中最主要的礼器。实际上，封口盉之外，还有很多陶器也参与祼礼中。张光直指出铭文中的“彝”包括食器、盛器、酒器等各种器型；严志斌研究发现二里头出土的漆觚、陶觚均为祼礼器，二里头文化墓葬中的圆陶片应该是漆觚底部塞孔用的，其功能与良渚文化漆觚底部出现的木塞或圆玉片相同，二里头文化的祼礼来源与良渚文化有关。可见，在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常组合出现的陶质酒器爵、盉、觚、鬶、尊、豆、平底盆、三足盘，以及漆木觚、圆陶片等均为祼礼的器用组合，共同见证着夏人礼乐制度的成熟与礼器器类的丰富与定型。

夏人的祼礼用器很长时间都以陶质酒礼器为核心，在青铜冶炼技术成熟后，陶质酒礼器开始逐渐被青铜酒礼器取代，如二里头文化三期出现的青铜爵，其造型直接由陶爵发展而来，这显示了夏代祼礼在仪制与器用上的延承性。夏人祼礼后又被商人所继承，此即孔子“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之论。考古学文化也为这一结论提供了实证。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礼器鼎、爵、觚、壶等，后来均被二里岗文化所接纳，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青铜斝，确立了早商祼礼觚、爵、斝的时代组合；这些器物又被殷墟文化继承，并逐步完备。可知，礼制建设与礼器生产是中国早期文明一脉相承的重要文化特质，夏礼通过陶、铜礼器组合，在早商、晚商传承有序，不断发展。以祼礼为代表的礼乐器的器类、器形、组合和使用方式或因时代变迁有所损益，但礼器始终是人神沟通媒介、社会秩序准则的文化内核，并继往开来，延被后世。孔颖达叹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诚如是也。

礼器辐射：夏礼源脉·九州攸同

二里头文化是高度发达的考古学文化，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强烈的辐射和影响。在东南部安徽一带，多处遗址均发现有二里头文化类型的陶礼器：如潜山薜家冈遗址出土的浅盘豆、爵、鬹，肥东吴大墩遗址出土的陶觚，肥西三官庙遗址出土的鼎、豆、鬶、爵、斝等。南部江汉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陶器更多：武汉盘龙城出土大量二里头文化遗存，或为夏人控制江汉地区的一个军事据点；宜昌白庙遗址出土的圆腹罐、觚，宜都向家沱出土的陶盉，秭归朝天嘴出土的陶盉、鬹，江陵荆南寺出土的鼎、鬹等都是二里头文化辐射周边的文化表征。西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也发现有二里头文化的陶盉、高柄豆等器类组合。北方内蒙古敖汉旗大旬子遗址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陶爵、陶鬹，形体特征与二里头文化同类陶器基本相同。此外，在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还发现有二里头文化的玉器、青铜器等，如三星堆文化中发现牙璋、玉圭、玉戈，肥西三官庙遗址出土的铜戈、铜戚、铜钺等。

二里头文化对周边地区文化传播的考古学物证，主要表现在礼器组合上，很少涉及日用陶器。如杜金鹏所言：“二里头文化向周边地区的文化扩展，体现在器物上，主要是陶质酒礼器和玉质礼器，而较少见日用普通器具。这就是说，二里头文化对周边地区的文化输出，主要是向对方传播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礼制与礼器。”二里头文化礼器组合的传播，使中国境内在距今3700年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二里头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之中，尽管不同地区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但它们普遍接受了二里头文化的礼制内核，礼器上“九州攸同”的表象下，是周边地区对中原地区文化认同和礼制认同的体现。这种以礼器为载体的文化向心力与认同感，也是形成夏商时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基础。

尽管夏王朝的实际统治区域仅限于中原一带，但其文化影响力辐射九州方土。二里头文化礼制和礼器向周边地区的传播正是夏王朝时期夏王室与周边邦国、部族关系的真实再现。夏王室依靠强大的政治和文化实力，通过巡守、赏赐等方式，向周边邦国和部族传输“夏礼”，而周边的邦国和部族则不时向夏王室贡献自己的“贡品”。夏朝的礼制制度得到了诸侯万国的遵守，夏王室天下共主的地位亦得到了诸侯万国的认同。换言之，礼器的传布和趋同，某种意义上是“维禹之功，九州攸同”重要之途。从考古出土铜陶礼器组合入手，可知以二里头文化区为中心，更为广阔的九州之域被纳入以礼器为核心的等级秩序范围内，由北及南，由夏历商，形成了更稳定、更广阔的统治结构与社会秩序网络。

器组异象：文化质变·夏命汤革

与二里头文化同时期，河北平原一带和海岱地区分别存在着另两支文化类型：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属先商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河北磁县下七垣村而得名；岳石文化为东夷文化，因首先发现于山东平度东岳石村而得名。二者与二里头文化区别明显，各自具有特征鲜明的陶器组合群。其中下七垣文化的陶器以鬲、袋足甗、深腹罐、卷沿盆等为代表，另有深腹盆、浅腹盆、小口瓮、大口束颈瓮、卵形瓮、粗柄豆、细柄豆。

在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前（学术界一般把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这三支考古学文化虽然彼此间也存在一定的交流，但在分布地域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交叠和取代现象。这种状况从二里头文化四期开始发生了质变：下七垣文化开始南下，岳石文化开始西进，长垣宜丘遗址出现了下七垣文化取代辉卫文化的现象，豫东杞县鹿台遗址出现了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共存于同一遗址的现象。到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的代表陶器组合大量出现在二里头遗址的核心区域。伴随陶器组合的强力渗透，二里头文化核心区出现了文化遽衰的趋势，大量大型宫殿遗址被废弃。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者指出，“四期晚段之初，二里头都城的主体要素均仍正常使用，未出现被破坏或被叠压的情况。此后不久，除了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和铸铜作坊可能仍在使用外，其他在二、三期建成并一直使用的主体要素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叠压或破坏而废弃了，特别是出土有成组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特征器物的灰坑，直接破坏1号基址夯土，或出现于其近旁，更表明其遭受毁灭性的破坏而废弃。四期晚段第2阶段时，大型遗迹乃至二里头都城遭到了致命破坏而废弃，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特征的陶器成组出现于包括核心区在内的二里头都城，这一变化应是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代表的对立政权入侵二里头都城。”

在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故地大举渗透、传播的两支文化中，下七垣文化是商人在灭夏之前创造的文化遗存，而岳石文化是夷人留下的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四期文化格局的巨变以及都城遗址二里头核心区陶器组合的明显异变，正是“夏命汤革”在考古学上的反映。《史记》载：“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孟子》云：“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商汤伐夏，从葛地开始，先控制了广大北方及豫东一带。《诗》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韦、顾皆在黄河下游豫北一带。韦之地望在今滑县，顾之地望在今原阳县。这样，下七垣文化对辉卫文化的取代正反映了商人对韦、顾的征伐。

东夷岳石文化自二里头四期后对中原地区的渗透，也与灭夏过程中商汤与夷人结成了军政同盟互为表里。《左传》云：“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今本《竹书纪年》：“商会诸侯于景亳。”“景亳之会”是商汤在夏王朝与东夷族关系破裂之际趁机联合东夷诸族的一次会盟活动，“景亳之会”后，以商族为首、联合东夷诸族组成的灭夏联军一路西进，剪除盘踞在郑州、许昌一带的亲夏部族昆吾后，进入夏桀之都二里头遗址，倾覆了夏王朝。在“景亳之会”所在地的山东菏泽曹县一带，如定陶十里铺北、青丘堌堆遗址，近年来均有岳石文化的重大发掘成果，文化遗存中展现出较多下七垣文化的因素，充分说明了夏末商人对鲁西南地区的经略，也是“景亳之会”的最好佐证。同时，夏文化核心区豫东杞县鹿台岗遗址中下七垣文化与岳石文化的共存，郑州地区洛达庙类型混合文化的诞生，以及二里头遗址中下七垣文化与岳石文化陶器的成组出现，从另一视角见证了商夷联军灭夏的历史片段。

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文化是中原文明化进程的关键一环，对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具有承前启后的推动意义。对于夏王朝和夏文化的探索一直都是学界的热点，囿于自证材料的匮乏，夏王朝的面纱始终未能完全揭开。夏代晚期二里头文化遗存中丰富的陶器组合，见证了夏王朝礼制建设的文化努力、图腾格制的精神认同，制度辐射的政治追求，以及王朝倾覆的命运无常，为我们管见夏人的生活百态与仪制万象提供别样的观察视角和文化线索。甄器尚象，器用背后，折射出夏代文明之光，列陈着中华文明序列。

 （作者：袁广阔，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河南焦作府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首席专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