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和：“节”德的传统价值与现代追寻

“节”是古老的观念与智慧。检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由“节”德所展开的具体维度，如节欲、节用、节度、名节、贞节、气节、忠节、节义等等，都以“节”之“体”与“用”于“天人之际”而呈现一种价值观念、道德理念，并发挥其难以取代的调和功能。“节”的观念源于人们对自然规律的体认以及生存、发展的现实考量，从而彰显为人的主体性价值。《周易》有言：“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又有：“天地节而四时成。”“当位以节”指向“中”，以持中守正而不偏不倚。在天道自然与人伦日用之间，由“节”之“中”追寻“亨”的理想状态。孔子倡导“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墨子谓之“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熟，衣服节而肌肤和”。亦可表明，“节”从古老的价值观念延伸到具体的伦理范畴，从人的行为方式建构为主体德性。当然，“节”根本在于坚守“中”的原则，即“度”与合理性，并由此追求“致中和”的境界。

对照中西伦理文化，《周易》最早以文献的方式呈现中国先民“节”的观念和智慧。“节须得中”的原则既是内在义理，又是价值旨归。在“百家争鸣”的时代，经孔子、墨子、孟子等诸多先贤的阐发，“节”德的价值因而获得系统的建构。在古代希腊，“节制”即为“四主德”之一。柏拉图曾指出，“节制是对某些快乐或欲望的控制。”正是基于此，它为人的幸福、快乐创造内在条件。亚里士多德讲，“节制之人的欲望部分应该与理性相一致，两者都以高尚为目标”。亚氏将“节制”放至“应该”的语境，以理性追求善，视为理想城邦共同遵循的价值。古希腊哲学家强调“节制”的“中间性”，既是“中道”的价值原则，也是一种历久弥新的伦理精神。中国传统“节”德相比西方古老的“节制”之德，尽管“节”比“节制”涵括更丰富的内容，两者却在“中道”“中和”的原则中彰显“节”的“中间性”与“合理性”特质。应该说，“节”与“节制”作为“轴心时代”道德范畴的具体表征，是人类文明“爱智慧”的结晶。

转换到中国伦理文化的语境，“节”德的价值在于“中”，目标指向“致中和”。《论语》中有：“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是儒家倡导的德性，亦反映在中国人的中和、圆融、辩证等思维方式上。作为主体的品质，“中庸”涵括“节”的德性与德行。相应地，“节”又指向“中庸”“中节”，以“致中和”为终极追求，并通过价值建构、价值基点及价值指向等方式体现出来。

“节”德的价值建构于“致中和”。《道德经》中讲：“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这是“持中”的道家表达，亦包含“节”的意蕴。“节”正是以“持中”“执中”来追求“致中和”。《中庸》更为明确，“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儒家“执两用中”即是“时”，同样体现在“节”的方法中。在哲学意义上，“节”不仅是天人之间各种关系的存在样态，也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理性审思，“持中”“执中”作为“节”的方法论，是价值追求的基本原则；在伦理意蕴上，“节”即包括主体道德自觉到德性养成的过程，以“致中和”之境为终极价值。王阳明认为：“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则用在其中。如养得心体，果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唯有“致中和”，才能体现“中”这一价值天平。基于此，“节”的价值正是由“致中和”所追寻或达到的境界而建构。

“节”德的价值基点在“致中和”。儒家的“致中和”在哲学上具有工夫的意义，在社会实践中则成为主体追求的理想状态和极高境界。《中庸》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显然，“中节”之“节”处于最佳、最优的状态，以“中和”的核心价值为支撑。“节”以动态的方式涵括主体的能动性、动机以及效果的维度。由能动性的面向检视，主体在“未发”与“已发”之间凸显“中节”“中和”的价值；从动机的视角看，“节”以纯粹的德性追求高远的境界，彰显其超越性特质；在效果的意义上，“节”在于培育主体良好的品质，塑造理想人格，并指导道德实践。“节”的“致中和”之境，通过主体的价值追寻和道德实践显得更为明确。由此形成的价值基点，力推主体价值生成、凝聚、彰显，与中国传统道德“经世致用”的特质互动融会。要之，“致中和”为“节”德的价值提供基础性条件。

“节”德的价值指向为“致中和”。“节”德的精神内核因其内生动力、价值张力而实现古今贯通。尚秉和说：“节，信也。”潘振云：“节，操也。”“节”属于趋向于善的德性，以底线伦理的价值指向“致中和”，其内在价值跨越传统与现代。那么，传统“节”德在当下如何进行廓清、批判以及重塑？又以何种方式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在面对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价值多元、文明互鉴的当代社会，其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对于这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亟待审慎地检讨、反思。诚然，“节”德蕴含的超越时代、历久弥新且具有普遍意义的内涵及价值正是道德建设的现代追寻，其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给予我们积极的启示。在现代公民道德建设聚焦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基础上，“致中和”之“节”德的美德伦理特质和普遍伦理意义，可以扩展到更多的面向、更大的范围，为中国人乃至人类社会应对“现代性”挑战提供积极的道德智慧。于是，“节”德的现代价值亦值得进一步审思与追寻。

“节”德对于道德共同体的现代价值。“节”而取“中”的价值观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心理、气质有着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节”德所蕴蓄的传统伦理精神可谓中国人追求的“价值理性”。其表现在人们坚守正义、秉持节操、彰显气节等精神特质上。另一方面，“节”德又以中国人的性格特征而呈现出一种“实用理性”。谦逊、内敛的德性与德行，通过以“礼”节情、以“礼”节欲等方式表现出来；节俭、俭朴的美德，彰显在质朴、高尚的品德追求之中；经世致用、厚德载物彰显的精神，以“节”的方式追求情感、理性与价值的平衡。如此等等。“节”德在人的心性的修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节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调控方面，都是基于生命、生存、生活以及发展的关切，也是传统中国人性格特征的重要彰显。以“致中和”为旨归的“节”德，是中华民族求真、崇善、尚美的价值追求。经过现代转化与建设，以现代公民道德作为目标，“节”德对于新时代道德共同体构建将具有积极意义。

“节”德对于生态共同体的现代价值。人类文明整体上是一个生态共同体，“节”德作为古老的智慧或可助力现代生态文明建设。“致中和”之“节”德，贯穿生态观念、生态伦理、生态文明建构的整个价值系统。人与自然的对立挑战着生态观念；纵欲而无节制地索取远离生态伦理，失却“节”德操守的行为有悖于道德文明。缺失生态观念、生态伦理及道德文明显然难以建设生态文明，更无益助力人类文明的发展。相应地，“万物一体”的价值观念蕴含“节”的德性而成其为“万物有节”的生态观念；“泽及草木”的主体生态意识隐含“节”的德性与德行，期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生态；“生生之节”的生态伦理以价值共同体的方式建构良好秩序，有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经过现代转化，以“致中和”为追求的“节”德，其所展开的节欲、节俭等基本内涵以及“节操”的德性指向，在生态共同体的构建中可发挥稳定而持久的作用。

“节”德对于命运共同体的现代价值。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东方抑或西方，“节”的观念尽管存在具体内涵、现实表现上的差异性，但是在“中道”“中和”的价值上追寻“节”德，不同文明之间却有最大程度的一致性。可以说，“致中和”之“节”德是一种价值共同体，在自然、人性中展开的具体维度，如节制、节俭、节用等，具有“生生”性特质的命运共同体考量。《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价值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之间，以人的德性与德行为表征，关注人乃至自然万物的生命、生存、生活，构成“节”德的意义世界。相应地，以人的德性养成为中心，追寻主体的内外平衡，并推扩至特定的群体、社会乃至自然万物，形成稳定的价值体系，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形成积极的有益的内在支撑。经过现代转化，“节”德在节欲及其所展开的节制、节俭、节用等价值观念、道德理念方面，以及个体道德人格“操守”的意义上仍然能涵养现代价值观；其关怀伦理意蕴，对生命存在及存在意义的价值审思，亦蕴蓄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简言之，“节”德在人与自然万物之生命、生存、生活中的价值立场和伦理情怀，以及由此形成的观念，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产生积极而恒久的价值。

要而言之，“节”作为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它既是文化的表征，又是哲学的反思，也是伦理的考量。中国哲学视野中的“节”，即是价值本身，“万物有节”且“节”而有“道”；具体到儒家伦理的视域，“节”则属于道德的范畴，涵盖人的德性与德行。“节”不仅在合理性节制方面有独特的意义，而且在整个主体的德性和德行中都能彰显“致中和”的内在特质，并由此获得最优的价值选择；作为德性与德行的表征，“节”德绝非限于理论性的预设，而可以实实在在地体现在道德主体追求美善的社会实践中。质言之，以“致中和”为追寻的“节”德，应该是任何境遇都能凸显价值张力和实践智慧，不仅在体认人自身的价值中发挥作用，而且于自我身心调适、应对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始终都是独特的存在。

（作者：邓 立，系贵州财经大学黔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