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流动的历史记忆

演讲人：倪玉平 演讲地点：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 演讲时间：二○二三年六月

倪玉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财政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运河研究院兼职教授，曾任美国哈佛燕京、UCLA访问学者，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中央大学客座教授。“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出版《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ca.1644-1911，主编《中国运河志·通运卷》等学术著作。

行驶在大运河上的货船通过杭州拱宸桥（2022年5月27日摄）。新华社发

北京市昌平区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里的“白浮之泉”碑亭和九龙池。新华社发

清代徐扬《姑苏繁华图》资料图片

中国大运河包括京杭大运河段、隋唐大运河段和浙东运河段，全长3200多公里，有2500多年的历史。2014年，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目前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900多个项目中，中国大运河以其时间跨度之长、辐射面积之广、牵涉人口之多，居于独一无二地位。

2019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程启动，大运河入选。大运河作为我们的祖先人工创造的伟大工程，是自我沟通、自我发展的工程，它灵动、实用且包容，充分体现了我们的祖先创造自然、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成就。

大运河的历史

古代中国如何大规模地运送人员和物资？在较长时间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之下，最经济、最高效、最便捷的方式一直都是水运。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今天的扬州附近开通邗沟，沟通了淮河和长江。邗沟开通后，吴王夫差用它运兵运粮，北上伐齐，打败齐国之后参与诸侯争霸。邗沟的开凿也被视为中国大运河的开端。

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以大梁为首都，大梁就是今天的开封。魏国开凿了一条郑州和商丘之间的运河，名为鸿沟，极大方便了魏国农业的灌溉和商品贸易的往来。楚汉争霸时，项羽和刘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这也是后来中国象棋里楚河汉界的由来。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运河整体变化不大，不过由于这一时期北方经常发生战乱，导致北方人口大规模迁移到南方，因此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隋唐之后南方人口超过北方。随着人口流入，南方的经济和农业得到发展，中国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这也直接影响了随后古代中国的发展。

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后，隋炀帝计划北上攻打高句丽，需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获取财富，因此以洛阳为中心，组织人力开凿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运河，即隋唐大运河。隋朝建都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当时长安至洛阳之间水运航道非常凶险，运粮极为不方便，为解决这个问题，隋炀帝在洛阳附近修筑了很多粮仓，包括洛口仓、回洛仓和含嘉仓等。含嘉仓是当时天下第一大粮仓，根据考古学家对它的发掘考察，含嘉仓储粮可达4.6亿斤。

关于隋朝开凿大运河之举，历史上有不同的评价。较为常见的观点是，隋炀帝急功近利，短时间内召集数百万民工来开凿大运河，导致民怨沸腾，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所以隋朝二世而亡。还有观点认为，正是大运河导致王朝权力延伸到江南，江南就变成封建王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蓄水池，所以有人评论：“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还有人认为大运河工程本身很有价值：“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继起的唐朝享受了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红利，盛唐气象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应该归于这条大运河。由于从洛阳到长安的运粮难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唐朝皇帝一度越来越频繁地去洛阳“就食”，就是皇帝带着一大堆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去洛阳吃饭。唐高宗在位27年，在洛阳“就食”时间长达一半；武则天在位20年，18年都在洛阳“就食”。唐中宗时期，关中发生大饥荒，有人劝唐中宗迁都，结果唐中宗坚决反对，他说：“岂有逐粮天子哉！”话虽如此，但实际上唐中宗的父亲唐高宗和母亲武则天就是曾经的“逐粮天子”。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运道受阻。唐德宗时，因为漕粮没有按时到达，禁军发生哗变。不久，江南的韩滉送来漕粮，知道消息的唐德宗急忙跑到东宫告诉太子：“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由此可见大运河对于唐朝统治安危的重要意义。

北宋王朝定都开封，有效地避开了将粮食运往洛阳和长安的风险，运输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漕运非常高效。北宋时期每年通过运河运抵开封的漕粮多达600万石到700万石，是中国漕运史上的巅峰时刻。大量南方物资的到来，促成了北宋开封的极度繁华。后来南宋偏安江南，杭州为首都临安，获取漕粮更加便捷。这一时期浙东运河得到了更大的利用。浙东运河连接杭州和宁波，从春秋战国以来就得到开凿和利用，南宋的物资可以通过这条运河直达海上，顺利开启海上丝绸之路。

元朝以北京为首都，为保证北京的物资供应，元朝最初采取海运的方式。与此同时，在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领导下，以隋唐大运河为基础，逢弯取曲，开凿京杭大运河，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京杭大运河基本格局。京杭大运河开通后，从南到北有效连接了五大水系，包括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让中国北方最主要的河流全部连通起来，这是古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郭守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程和今天的北京密切相关——他开凿了从通州到京城的运河，同时又从昌平引地下水供给这条运河。南方的船只可以通过这条运河直接行至北京什刹海，在积水潭码头卸货。元世祖忽必烈看到南来北往的漕船在这条运河上穿梭往来，非常高兴，于是赐名为通惠河。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不过他对南京作为都城非常不满意，他先是想迁都回其老家凤阳，结果工程修建到一半，又改变了主意，考虑建都开封或西安，甚至派儿子朱标到关中巡视。可惜朱标从关中返回后很快去世，朱元璋受到沉重打击，迁都之事就此作罢。朱元璋曾经的迁都想法，后来被他的儿子朱棣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完成。由于朱标早逝，朱元璋将皇位传给孙子建文帝。建文帝上台后，朱棣起兵发动靖难之役，很快夺取皇位，随即启动了营建和迁都北京的巨大工程。朱棣迁都北京，既有个人的政治需求，同时也与当时中国整体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唐朝以前，中原王朝主要的外部压力来自西北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为有效抵御外来压力，有必要将政治中心和军事重心放在西北。宋元之后，中原王朝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北方少数民族，所以首都大都选在北京。而为了满足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所需要的物资，就需要通过大运河连通南方。因此，能够有效连接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大运河，也在隋唐时期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

朱棣以元大都为基础，花了14年时间才将北京城修建完成。修建北京城是一项极其浩大的工程。为了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朱棣下诏天下，从全国各地征调士兵、工匠、物资。这些人员和物资的运输，大都依靠运河。当时北京城的皇室建筑所需砖瓦，大多来自山东临清。另外又从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调集大型木材。北京城工程完工后，大运河又将景德镇的瓷器、杭州苏州的丝绸衣物和漕粮运到北京，保障明王朝日常所需。明代著名的来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说过这样一句话：“北京什么也不生产，但什么也不缺少。”

为保证大运河的通畅，明成祖朱棣还启动了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南旺枢纽。山东济宁是整个运河中地势最高的地方，两边落差30多米，又缺少充足的水源。工部尚书宋礼在水利专家白英老人帮助下，围绕引水、蓄水、分水和泄洪四大环节，导入汶水，修建完成非常复杂的南旺枢纽工程，成功地解决了大运河的水源，让其大部分流向北方，小部分流向南方，“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天才地解决了大运河最重要的技术难题，为明清大运河500多年的漕运通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南旺枢纽是整个大运河上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也是17世纪工业革命前世界土木工程的最高技术成就。

中国地势主体是北高南低，人工开凿的大运河要把漕粮从地势低的南方运到地势高的北方，而运河又没有自己的水源，所以不仅线路上需要借助大江大河，同时还需借助沿线的湖泊和泉水给运河注水，这些湖泊和泉水被称为“水柜”。运河沿线还修了很多的闸坝、桥梁，以便一级一级地提升水位。古人还发现可以通过拉升河道来减缓水势，有“三湾抵一闸”的说法。大运河的修建，集中体现了古人的聪明才智和科技水平。

政治经济之河

大运河修建好之后，为明清王朝首都的大繁荣大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有史料记载，明代北京的土著居民不到十之一二，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人口，则超过了居民人口的十之七八。大量的外来人口，或是经商，或是从事手工业，或者从军，或者做官，极大带动了北京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朝中后期，北京的人口超过200万。到了清代，北京人口更加兴盛。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认为，当时北京的城区面积比不上英国伦敦，但人口却是伦敦的两到三倍。

为维护政权稳定，清朝的两位皇帝康熙和乾隆都曾分别六下江南。在这十二次南巡中，两位皇帝都在做类似的几件事：一是巡视河工，指导修治运河和黄河。二是体察民间疾苦，免除了沿途经过地方老百姓的地丁钱粮，其中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免除的地丁钱粮就超过1000万两。三是整顿吏治，检阅军队，提拔和罢免一批官员。四是增加江南举子的应试名额，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秀才名额即增加了5600余名，占原来的1/4左右。同时，又通过特科方式召试江南举子，优异者直接赏给举人，如钱大昕、孙士毅等人被录取，后来又考中进士，成为《四库全书》的主要编纂者。五是祭礼孔庙、明太祖陵、大禹陵等，笼络江南士大夫。通过这些方法，清朝的统治更加稳固。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都在运河沿线设立了很多水驿站，成为中央政令下达和地方情况向上汇报的重要途径，在江南地区尤其如此。中央政府还通过大运河运兵，将军事力量快速投放到需要的地方去。“一船矛戈一河兵”，调防军队至江南地区之杭州、南京、京口等地，运河一直是首选的交通工具。

大运河还是一条“外交之河”。当时外国使团往来中国，很多都是经过运河往返。元代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17年，并担任过元朝的官员，沿运河到访过很多城市，比如杭州被他称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明清时期中国与外国的交流较为频繁，西方传教士来华，如利玛窦从南京经运河前往北京；荷兰使臣、英国使臣到访中国，都是经过运河返回南方。东亚的日本、朝鲜也有许多使臣、官员、商人从杭州出发前往北京，其中最著名的是朝鲜官员崔溥。崔溥从杭州到北京，回到朝鲜后写下《漂海录》，书中有许多关于运河的记载。

中国有两处外国国王墓，埋葬着两位古代外国国王。第一位国王来自文莱，明永乐六年（1408年）时死于南京。第二位国王是菲律宾苏禄国国王，明永乐十五年他带着妻儿和340人的庞大使团，沿运河坐船到达北京，受到永乐皇帝的隆重接待。后又沿运河南下，时值农历九月，苏禄国国王因病逝于山东德州。听到消息的朱棣很悲痛，下令由苏禄国国王长子回国继承王位，王妃及次子在德州守陵，给予俸饷。此后，菲律宾的苏禄国后人还时常到中国扫墓。

大运河不仅是维护王朝大一统的政治之河，也是古代中国经济的大动脉。通过运河往来的船只，有官船和民船。官船主要是运送漕粮、盐、铜、木材等物资。明清时期，每年行走在运河之上的漕船有约1万条，每条船载货量为500石左右。明清时期，为补贴运丁收入，朝廷规定漕船可以携带一定仓位的“土宜”（土特产）沿途交易，且免予纳税。这个数量在明成化年间是每条船10石，万历年间增加至60石；清雍正年间增加为100石，嘉庆年间则增加到150石，几乎占漕船载货量的1/3。漕船在北京交完漕粮，空船返航容易遇到危险，所以也需要从北方带一些土特产到南方销售。每年经漕船携带的土特产多达100万石，超过1.5亿斤，可见数量之庞大。当时从南方运往北方的商品，主要有丝绸、茶叶、木材、纸张、瓷器、铁器等；从北方运回南方的主要是棉花、干鲜果品等土特产。经过大运河的连接，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商品交流彻底活跃起来，形成了著名的运河经济带。

大运河是明清时期全国最主要的商品流通干线。我统计了清代大运河沿线各关每一年的税收，从最北端的崇文门开始，天津关、临清关、淮安关、浒墅关、南新关等，这些运河上的税关，每年征收250万到300万两白银。当时清政府在全国设立49处税关，一年关税收入500万两左右，大运河税关占50%至60%的比例。当时关税大致按商品价值的2%至5%征收，所以也可以根据关税征收量，来反推大运河的商品流通情况。

大运河也是重要的客运之河。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商人、举士、官员沿运河南来北往。特别是文人，他们在运河旅行时，留下大量的文字记载。有学者做过不完全统计，仅明清时期和大运河相关的日记，就有90多种。这里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清朝雍正年间的大臣李绂，清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还有民族英雄林则徐等。林则徐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多次由京杭运河往返于福建和京城的情况。

文化之河

大运河的存在，极大地改变了古代中国的生活，方便了人员的往来，也极大地丰富了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现在的我们，能够在唐诗宋词、古典小说、昆曲京剧、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看到大运河无处不在的影响力。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白居易在《长相思》中，用拟人化的手法将运河的流水与女子对丈夫的思念勾连起来，非常形象传神。又比如“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苏州；“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杭州，经过历代诗人的妙笔生花，这些运河沿线的城市历史瞬间变得鲜活起来。

运河沿线的每一座城市，可以说都刻上了大运河的历史基因。比如山东济宁，唐朝大诗人李白和太守贺知章在这里相聚相识，贺知章邀请李白畅饮，因为忘记带钱，贺知章就以官印金龟换美酒，成为美谈。贺兰氏酒楼老板仰慕李白的才华，以酒楼相赠。李白在济宁期间，写出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将进酒》，“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行路难》，以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千古名篇。杜甫与李白也是在济宁相识相会。

又如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和“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把这个大运河上著名城市写得亮丽无比。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大运河的滋养，李白还会不会写出“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清代的扬州八怪还会不会在这里活动。

运河沿线一些较小的城市，也因为运河而与中国文化发生历史的联系。比如常州，宋代文豪苏东坡曾14次到访常州，最后逝世于此。所以常州人会骄傲地说，苏东坡“未曾一日忘吾州”。中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诗人是乾隆皇帝，他一生写了4万首诗，我个人认为其中最好的一首就是写常州的：“门前一带邗沟水，脉脉常含万古情。”

唐诗宋词如此，元曲明清小说也不例外。关汉卿《窦娥冤》是他在淮安采风所得，窦娥临死前许下誓愿要楚州大旱三年，楚州正是淮安的老地名。四大古典名著也无一不和运河发生关系。《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从小就在运河畔听南来北往的故事，所以才能在创造上天入地的孙悟空形象时得心应手。《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14岁时母亲病故，随父亲在苏州、杭州一带做生意。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罗贯中在苏州结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以师徒相称。水泊梁山是大运河的水柜之一，而施耐庵也长期隐居于淮安写出《水浒传》。曹雪芹的父亲曹颙、祖父曹寅，都曾经做过南京的江宁织造，曹雪芹从小在江南水乡长大，锦衣玉食，后来被抄家返回北京，通过《红楼梦》很容易看出，林妹妹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坐船从扬州沿大运河而来的。

明清时期与大运河相关的小说情节也不胜枚举。《金瓶梅》的发生地是大运河上的山东临清（清河）。“三言二拍”的作者冯梦龙和凌濛初是江浙人，其中记录的故事也有运河的影子，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主人公是从开封逃难至杭州；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杜十娘与李生从京城沿运河走水路南下，最后投江而死。蒲松龄在江苏宝应做幕僚一年多，收集整理资料，《聊斋志异》大多带有运河的痕迹，比如《胭脂》就写到聊城与大运河关系密切的东昌湖。

戏曲艺术的发扬光大也依托于大运河。昆曲取名于苏州昆山腔，明代中叶以来独领风骚，以苏州为中心沿运河和长江四处扩散，成为明中叶至清代中叶影响最大的剧种，昆曲唱腔华丽，成为中国文人剧的代表。《闲情偶寄》作者、清代戏曲家李渔有专门的戏班子，曾全国巡演，因戏班人员衣箱众多，出行大多都靠运河行走。京剧的诞生，大运河功不可没。乾隆皇帝八十寿辰时，四大徽班坐船进京献艺，后来又吸收湖北楚调、秦腔、昆曲等戏曲的精华，创造出适应南北观众口味的“皮黄”，又称“京调”。京剧深受人们的喜爱，风行全国，成为“国粹”的代表。

与大运河直接相关的书画作品也非常多，尤其著名的是两幅国宝级名画，一为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5米多长的画卷表现了开封的繁华；一为清代徐扬的《姑苏繁华图》，12米长的画卷描写了清代苏州的富丽。

大运河还是民族交融之河。运河沿岸商业发达，经商风气兴盛，导致郊区附近的成年男子经常出门经商很少在家，有人特意写诗：“莫嫌村坞行人少，夫婿经商不在家。”而长期住在苏州阊门大运河边上的唐伯虎，在《阊门即事》中说，“四远方言总不同”，证明当时苏州居民的民族、语言、风俗都不相同。大运河沿岸的聊城、德州、济宁、淮安等地，是各民族和谐共生的地方。

运河也是封建时代赶考举子们的希望之河。清康熙九年（1670年），浙江举子蔡启僔进京赶考，路过江苏淮安山阳，山阳县令和他同时中举，蔡启僔想前去拜访，结果县令不愿意见他，让家丁“查明回报”，蔡启僔愤然离去。随后他高中当年状元，写诗道：“一肩行李上长安，风雪谁怜范叔寒。寄语山阳贤令尹，查明须向榜首看。”十二年之后，蔡启僔的侄儿蔡升元同样高中状元，他又写诗：“君恩独被臣家渥，十二年间两状元。”

历史上的大运河，就是这样一条政治之河、经济之河和文化之河。正如梁启超所说：“自运河既通以后，而南北一统之基础，遂以大定。此后千余年间，分裂者不过百年耳。”大运河的存在，为古代中国的大一统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转型与展望

进入近代，大运河发生了衰落。衰落的原因，一是由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的黄河改道，清廷无财力进行维护，大运河由此丧失通航的条件；二是随着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铁路、轮船等现代科技改变了传统只能依靠水运的方式，进一步导致大运河传统运输的衰落。

随着大运河的衰落，运河沿线的很多城市也随之衰落。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山东临清。临清在明初才设为县，随着运河的日益繁荣，临清由县升为州，再由州升为乾隆年间的直隶州。临清的商业极为发达，征收的关税一度居八大榷关之首。近代大运河失去通航功能，临清人口由20万锐减到不足5万，临清也由直隶州重新降格为民国时期的县。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非常重视水利的兴修，大运河逐步得到治理。今天大运河的苏北段，仍然是北煤南运的重要通道，每年的航运量在3亿吨以上，相当于3条京沪铁路的运量。2022年，借助南水北调，大运河重新恢复了全程通水。

2500多年来，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它直接见证了中国经济中心由北向南的变化，也见证了中国政治中心由西北向北方的转移，还见证了大一统的国家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有条不紊地协调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经济中心，将其变成有机的整体。

大运河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特性。这条大运河不会停留于文字和史料记载中，它是流动的、鲜活的，是奔腾不息的国家记忆、民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