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备乘》：探究边陲史地，图谋强国御侮

《朔方备乘》是民族文化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册府撷珍——民族文化宫典藏古籍精品展”的重要展品之一。

此《朔方备乘》为清光绪刻本，开本29.5厘米×17.5厘米，线装，24册4函，保存完整。

《朔方备乘》是清代著名的史地学著作，是中国近代论述中俄关系的代表巨著，也是体现民族团结充满着爱国主义情怀的著作。

作者何秋涛（1824-1862）潜心研究、经史考释，以唤起对国家边防的重视，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将大量的心血倾注于《朔方备乘》。在《朔方备乘》的编写过程中，何秋涛收集阅读官私、中外著述，内容以历代正史为据，参考西北地学前人的著作，国外传教士的论述，以及中外舆图，将有关我国北部边疆和中俄关系的重要文献全文或部分抄录，对存疑的地方进行分析和考证。全书含凡例、目录1卷、卷首12卷、正文68卷。同时，书中绘有地图25幅。

自古安定的生活，从来不会轻易得到。这是中华各族儿女共同捍卫祖国领土、维护祖国统一，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

《朔方备乘》中多处描述了我国历史上各时期边关将士的英雄事迹。《朔方备乘》三十四卷到三十六卷，介绍了中国历史上各族人民在保卫家国的过程中涌现出的众多爱国将士。比如我们较为熟悉的西汉时期戍边名将甘延寿和陈汤斩杀扣留使者、扰乱边疆秩序的郅支单于。甘延寿和陈汤清醒地认识到“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战伐，数取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两位将军审时度势斩杀了郅支单于，稳定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控。此举在客观上既消弭西域战祸于无形，促进了汉匈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也才有了名垂后世的昭君出塞的动人故事。事后甘延寿、陈汤在给汉元帝刘奭上书捷报中写下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流传千年显示我中华壮志的诗句。

一支十几万人组成的长长队伍，有壮年男丁也有老弱妇孺，他们历经千辛万苦，从伏尔加河流域回到祖国，这一伟大壮举便是“土尔扈特东归”。

《朔方备乘》讲述了土尔扈特东归的始末。土尔扈特是我国蒙古族部落卫拉特四大部落（分别为准噶尔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和杜尔伯特部）之一，原在天山以北的额什尔努拉地雅尔（清朝时期新疆的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西北部）一带游牧而居。明末清初土尔扈特部首领额尔勒克与准噶尔部首领不和，随着准噶尔部实力逐渐增强，土尔扈特部被迫寻找新的生存地，部族中的大部分人离开新疆故土，来到了当时尚未被沙皇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此后在这里生活的100多年中，始终难忘故土，与中央王朝保持着朝贡，《朔方备乘》中记有土尔扈特与俄罗斯习俗不同，信仰不同，“虽受其役属，而心不甘，恒归向中国。”

土尔扈特部落迁徙初期，额尔勒克率众游牧于伏尔加河流域，西迁之后经过额尔勒克祖孙三代的建设，土尔扈特部落基本在那里落脚，虽然地处偏远，但始终心系祖国。康熙十年（1671年），阿玉奇继位土尔扈特首领，即位后向清朝政府“表贡不绝”常派遣使者回国进贡礼品，并向清政府报告在伏尔加河的情况。因为受噶尔丹和沙俄阻挠，阿玉奇与中央政府的联系被迫减少，但对祖国的赤诚之心从未改变。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阿玉奇汗派遣使臣回国；康熙五十年（1711年）阿玉奇又遣使纳贡，由于通道被准噶尔策妄阻断，从西伯利亚经库伦才到达北京进贡。康熙五十一年五月（1712年5月）清政府派出图里琛等人组成的使团，带去中央政府对土尔扈特部的关怀，使团受到热情的接待，多次举行欢迎盛会。

1770年的秋天，阿玉奇的曾孙渥巴锡秘密召集部落首领、上层人士密议决定于次年初东返祖国。1771年的1月渥巴锡率领“四十余万部众”东归，一路遇到沙俄截击，战争造成了大量的伤亡，不幸的是东归途中又遇疫病流行人口锐减，据满文档案记载东返时人口仅剩6万多人。土尔扈特部穿越了8000里路，7月17日抵达伊犁，经过7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不久，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渥巴锡和他的部下，并为他们晋封爵位，竖两块石碑《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上面有乾隆皇帝亲自撰写的碑文，用以纪念这一爱国的壮举。

和亲公主，远嫁他乡，作为和平使者，踏上了漫漫长路，留下了一段段历史佳话。

《朔方备乘》三十卷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了西汉时期的两位和亲公主。和亲联姻，促进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打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基础。

汉武帝元丰六年（公元前105年），居住在西域一带的乌孙昆莫猎骄靡为了结好汉朝，迎娶汉朝公主为妻。《朔方备乘》中记“乌孙以马千匹聘。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细君公主远嫁乌孙加强了民族间的交流和了解，细君公主促进了中原与西域在文化、政治上的交流，比如我们熟悉的民族乐器琵琶，传说细君公主是该乐器的创始人，而琵琶则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之一。

细君公主去世后，乌孙昆莫岑陬再次向汉朝中央政府请婚。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将解忧公主嫁岑陬。与细君公主不同的是解忧公主大胆泼辣得多，她很快就融入了乌孙的生活。解忧公主在西域生活了半个世纪，积极参与乌孙各方面的活动，建议制定站在百姓角度的政策，发展贸易，解忧公主还带动子女、属官通过通婚、出使、行赏等方式在西域积极传播中原文化。解忧公主与第二任翁归分别两次上书汉昭帝和汉宣帝，报告匈奴在西域的军事动向，并请求共同抗击，汉宣帝于公元前72年出兵，“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并出”“遣校尉常惠使持节护乌孙兵”，中央政府与乌孙联合出兵共同击溃匈奴。此次战争的胜利非常重要，后面逐渐出现了“汉之号令班西域”的景象。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设立，西汉开始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可以说解忧公主为西域地区的归附贡献了力量。

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两位公主在西域生活多年，扩大了汉朝的影响，密切了内地和西域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她们是民族团结的象征，烙印在中华儿女的共同记忆里。

《朔方备乘》的作者何秋涛把平生所学和爱国情怀融入到这部巨著，书中摘录、记述和考证，向世人展现出历史上中华儿女共同捍卫祖国领土、热爱伟大祖国、维护民族团结的千年画卷。

（高彩云，系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文中图片均由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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