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关于“国家”，中国和西方为何存在沟通障碍？

关于国家的概念，中国和西方有着理解和沟通的障碍。已有的中西方政治理论聚焦国民与政权的关系，以社会(society)与政权(state)两种形式解释历史演化。中国理论强调政权塑造社会构成，政权的先进性决定社会先进性。西方理论强调社会构成塑造政权，社会的先进性决定政权先进性。然而，政权与社会两分的方法导致了“国际”与“国内”知识体系的逻辑断裂。

老子言：“二生三，三生万物。”北京大学潘维教授认为，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entities)是“政权(state)与社会(society)”两分之外的“三”，希望这一概念比现有的理论更能有效解释“国家”进化。以下是“道中华”对潘维的访谈。

记者：您提出“政治共同体”概念，它和中文“国家”概念有何关系？

潘维：什么是“政治共同体”？中文“国家”的本意就是“政治共同体”，即国民、国土、政权的三位⼀体。“国家”包含政权，却远不仅是政权。很遗憾，当代中文普遍以“国家”指称“政权”（state），而以“社会”指称“家”。这迫使我以“政治共同体”取代“国家”。自古以来，“中国”是“家国同构”的政治共同体，故称“国家”。“国”类似“大家庭”，包含无数小家。由小家而大家，由大家而国家，是国土、政权、国民及其福祉的三位⼀体。

古文“中国”原指“都城”。城邦政权统领本邦民众及四方乡土。三千年前，西周聚合数百成千城邦，实现了“封建”大一统，是中华政治共同体“大一统”的开端。孔⼦精编西周诗歌，即《诗经》。其中，《⼤雅·⺠劳》传为西周时“召穆公”召虎所作。召虎，姬姓召氏名虎。公元前841年，周厉王被都城镐京的“国人暴动”推翻，召虎与周定公辅佐周宣王即位，即“周召共和”，是为中国史确切纪年的开端。

《民劳》⾥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之句；这一句同时出现了“民、小康、中国、四方”四大概念，显然包含民和民之福祉、居都城的政权、以及国民和政权赖以生存的“四方”国土。还有，“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这几句以民生欢乐忧愁和安宁为政治之本的古朴诗句，惊天地、泣鬼神，感动中华三千年。国泰民安、国无有残，迄今仍是中华百姓的至诚愿望。

记者：中西文明存在明显差异，那么，中西“国家”概念差别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潘维：“nation”这个概念的原初含义是“国民”，与《民劳》⾥的“民”类似。但较之三千年中华⼤⼀统，“nation”在西方出现得很晚，晚到17世纪中叶。中世纪欧洲充斥封建王公“领地”（kingdom）。民众附属于王公贵族拥有的“四方”乡村⼟地（country）。这些土地和地上属民常被王公当嫁妆相互赠送。西方学界公认：欧洲的“nation”是1648年打完“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后才出现的，迄今不到四百年。战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国界固定，即王公不能再随意互赠国土和国土上的民众。随之而来的是“人民主权”概念。“主权”原指“天主”的治权；“人民主权”则以“国民”（nation）取代“天主”。

由于欧洲直到“近代”才结束“封建”史，西文缺少政治共同体的统称，只有政权（state）、国土（country）、国民（nation）三者的分称。中文以“国家”为政治共同体的统称，但缺少三者的分称。于是，西文三个分称在中文里都被译为“国家”。这是当代中文用“国家”指称“政权”（state）的最初缘由。

西文“nation”的原意是“国民”，而今则代指传统中文意义上的“国家”，即国土、国民、政权“三位⼀体”的政治共同体。何为“三位⼀体”？国民生活在国土上，以国界区分。国土是“人民主权”的硬界限。先厘定“国土”界限，才谈得上“民主”。以为西文概念“nation”专指“语言文化共同体”，是当代中国学人的重大误解。这一误解不仅导致知识陷阱，而且导致学术乌龙。

记者：有些中国学人误以“nation”专指“语言文化共同体，西方“nation”是如何演变为“国家”概念的？

潘维：“Nation”被看作“语⾔文化共同体”，源于这个概念内涵的历史流变。起初，在17世纪，“nation”并未强调“语⾔文化”，只是默认欧洲传统封建领地的疆界为国土疆界。欧洲封建领地⾥包含多种语言文化。罗马帝国被日耳曼各部落肢解后，各日耳曼语与其他欧洲语⾔逐渐混合成“方言”。从中国视⻆看，欧洲的多种语⾔远不及中国“方言”数量众多。若用字母文字准确拼写天津话发音，北京话与天津话的差别未必小于俄语和乌克兰语的差别。

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的美洲开始，“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民族解放运动”是摆脱欧洲各殖民帝国统治的“建国运动”，建立独立的“nation”，即政治共同体。哪些群体有资格成为“nation”？这就需要先“认定”国民，根据语⾔和（宗教）文化主观认定“国民”。于是，“语⾔文化共同体”成为认定“民族”的主要标准。这里，“民族”（nation）指尚待建立自主政权（state）的政治共同体。中文初译“nation”为“国族”，二十世纪中期统一译为“民族”。于是，认定语⾔文化差异就是认定“国族”。

然而，如此人为“认定”的国族，天然规模小，生存力低，语⾔文化差异原本界限模糊。这也不是美国从英国独立、建立自己独立政治共同体的原因。事实上，英国人与北美13个英属定居区的语⾔差异，小于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语⾔差异。支持美国独立建国的重大势力是英国的死敌法国。

然后，到20世纪中后期，欧洲殖民帝国不复存在，“民族解放运动”结束。此时，所有大中型政治共同体都包含多种语⾔文化共同体，但也都努力让本国通用语⾔和通用法律成为“主流”，以使“政治”共同体拥有较强“内聚力”。从此，“nation”就是“政治共同体”。没有独立政权的“语⾔文化共同体”不会被承认为“nation”，没资格加入“联合国”（United Nations）。

21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政治共同体内由外部强国挑动的分裂运动，多与“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相关。这个曾经针对欧洲殖⺠帝国的运动，而今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运动。概⾔之，西学曾视“nation”为“文化共同体”；但而今指称“政治共同体”，指称有独立政权的“国家”。所以，“United Nations”（联合国）不是“文化共同体”间的组织，不是“民族”间的组织，而是“国”际组织。

记者：您认为澄清中⻄“国家”概念的流变有何意义？

潘维：而今欧美人普遍认为，政治共同体“nation”包含多元语⾔文化。只有希特勒才鼓吹纯种、单⼀语⾔文化的“nation”。连偏居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原先与“纳粹”关系密切的北欧各国，而今也盛行多元文化。美国总统常挂嘴边的“We American nation”，指的是“我们美国”或“我们美国⼈”，并非标榜单⼀⽂化。事实上，绝大多数美国人为美国是个拥有多元移民文化的政治共同体而⾃豪。所有美国家庭移居美国的历史，迄今都不超过四百年。

“Nation state”又是什么？那不是指单⼀语⾔文化共同体的政权。“State”是政府“government”的抽象词，正如中文以“政权”作为“政府”的抽象词。在联邦制下，“州”政府也是“state”，联邦政府（federal government）的抽象词是“nation state”，也就是“全国政权”或“中央政府”。直到“国家”和“政权”消亡、世界实现大一统之前，“nation”和“nation state”都不会“过时”。

中国在反抗欧洲殖⺠帝国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曾经起到重要作⽤。中国也在内部“认定”出了不分“nation”和“ethnicity(族裔)”的56个“民族”。中国学界的重⼤误解是将“nation state”视为特定语⾔文化共同体的政权。简单概括，中文的“国家”，原指国土、国民、政权三位⼀体的政治共同体，但而今中国学界以“国家”指称“政权”（state），几乎放弃了中文“国家”的本意。西学“nation”的原义是“国民”，而今则指称“政治共同体”，即中文“国家”的原义。

澄清中西“国家”概念的流变，是推动知识进步的第⼀步，也有利于民族理论研究创新，为解决概念混乱，所以有必要引入“政治共同体”概念。

受访者简介：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硕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比较政治理论、比较政治、政治学方法论、中国社会与政府等。著有：《农民与市场》(Behin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个法治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秩序》《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华体制》《信仰人民》《士者弘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