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前的伦敦艺展何以在西方刮起“中国风”？

中新社北京4月13日电 题：88年前的伦敦艺展何以在西方刮起“中国风”？

作者 徐婉玲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走过近百个春秋的故宫博物院，不仅精心保管着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皇家宫殿和旧藏珍宝，而且通过多种方式极大丰富了文物藏品，形成古书画、古器物、宫廷文物、书籍档案等领域蔚成系列、总数186万余件的珍贵馆藏。

多年来，故宫博物院持续致力于通过文物交流互换展览、共同保护项目、共同考古等渠道同世界对话，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领略中华文化之美。鲜为人知的是，88年前举办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是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的首次出国展览，并在当时的欧洲时尚界刮起一股强劲“中国风”。

对今天的人们而言，回望伦敦艺展的举办过程，了解这场“中国风”的由来和影响，能为挖掘传统文化价值、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带来启示。

英国汉学界期待举办中国艺术展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缘起于英国著名中国瓷器收藏家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的提议。1925年故宫博物院对外开放时，他曾赴北京参观展览。1929年7月，大维德向故宫博物院捐款，用于改造景阳宫瓷器陈列室。8月，故宫博物院聘请大维德担任顾问。这些机缘使得他有机会亲自参与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登录和展览策划工作，与大量中国宫廷文物进行了近距离接触。及至1931年，大维德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设立中国艺术与考古委员会，举办一场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设想在英国汉学界逐步达成共识。

1934年2月，大维德会同其他几位收藏家共同签署《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备忘录》，函请相关人士转呈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备忘录里，他详细陈述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与促进国际政治交往、提升国家文化形象以及改善商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特别邀请中国选送故宫博物院历代收藏品以及中国近年考古发掘品赴英伦展览。

1934年9月，故宫博物院所藏之足以代表本国艺术文化者选单拟定。10月，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下设铜器、瓷器、书画等若干专门委员会，延请唐兰、容庚、郭葆昌、朱文钧、陈汉第、邓以蛰诸先生讨论展览品类并拟定展品标准。出国办展各类事项紧锣密鼓开展起来。

西方人士得见中国艺术之伟美

相关展品正式登陆伦敦前，委员会特别在上海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预展。1935年4月8日至5月5日，“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上海预展会”在上海公共租界仁记路东口中国银行旧址室内公开展览，商周鼎彝、宋元书画、明清瓷器等在上海预展会得到系统陈列。

此次预展是中国艺术品的一次系统呈现，初步建构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在中国艺术史上有独特地位。

被视为“国之重器”的青铜器，几乎汇集了当时中国主要文化机构最重要的藏品(包括传世品和出土品)，共计108件。其中，清宫旧藏传世青铜器计96件，由故宫博物院和古物陈列所选送；最新考古发掘出土青铜器计12件，由河南博物院选送的8件为1923年发掘出土的“新郑彝器”，由安徽省立图书馆选送的4件为1933年寿县出土的“楚器”。瓷器出品则以明清官窑瓷器为大宗，且仅限故宫博物院出品，总计352件。书画出品仅限故宫博物院和古物陈列所，尽量选出各派重要作家的作品，总计175件。

上海预展会结束后，参展文物于1935年6月6日由英国政府所派巡洋舰装载驶离上海，环印度洋、红海及地中海西行，于7月25日抵达朴次茅斯港口。11月28日，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伯灵顿宫开幕。伦敦艺展会的陈列布置以中国朝代先后为脉络，所陈列的文物大致按照商、周、战国、汉魏、唐、宋、元、明、清等时代划分，各朝代的青铜器、书法、绘画、雕塑、陶瓷、玉器、织绣等被并置在一起。

《泰晤士报》特别称赞此种展览布置，不仅考虑以整体来呈现展览会，而且还以其内在联系来安排各个陈列室，以展示每个朝代别具一格的艺术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被列为“家具杂项”的皇帝宝座受到英方专家的重视和西方民众追捧：皇帝的宝座、屏风以及文房用品被布置在伯灵顿宫第9展厅的入口处，英国的各大报纸也对此进行了持续关注和报道。

伦敦艺展刮起中国时尚风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是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的首次出国展览，在欧洲时尚界刮起一股强劲的“中国风”。中国佛像的衣纹、书法的线条、瓷器的色彩，都被视为东方文化的重要元素，在时尚服装设计和个性饰品制作领域得到广泛借鉴和使用。

展览开幕前，Vogue杂志于1935年10月30日用一整版的篇幅，梳理预测了中国佛像的衣纹装饰以及陶瓷的花纹色彩，即将对时尚带来的一些影响。伦敦艺展开幕后，欧洲时尚设计师陆续赶赴伯灵顿宫参观展览，希望从中找寻时尚设计的灵感。一条春季时尚长裙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展览中的一座唐代汉白玉菩萨立姿像。佛像婀娜娉婷的身姿、华美精致的璎珞以及轻薄柔软的长裙，深深吸引着设计师的目光。

展览在欧洲开启了新的时尚潮流。设计师制作了带印花的丝绸中长紧身衣裙，织物上的图案源于中国书法的线条和色彩，一整块面料上的大面积镶嵌以及对暗色系的偏爱，使得这些服装更具高级感和神秘感。多款新式礼服和帽子的灵感来自于展览中陈列的绘画，例如文人画中的布衣斗笠和宫廷画中的朝服官帽。一时间，欧洲的皇室成员、贵族名媛都以拥有一件中国元素的时尚单品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时尚品位的追求。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堪称一场彪炳史册的国际艺术展。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时任院长李维廉爵士(Sir William Llewellyn)称赞，这是一场“最为精彩、最为全面”的中国艺术展，它表明“中国不同时期的各类艺术已臻于完善”。

国家交往与文化互动始终是国际展览关注的一个重点。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展览并非纯粹和中立的，无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中国艺术，哪些文物被选中，以何种方式被排列展示，无不透露展览的判断和意图。伦敦艺展有一条贯彻始终的主线，那就是中英双方专家都在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语境中衡量和阐释中国艺术，包括宫廷收藏在中华文化发展脉络里的意义，以及中华文明的见证物和艺术品在世界文化艺术审美中的位置。

故宫已走过600多年的历程，回望这些历史经验，对于人们当下挖掘中华文化价值、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以及促进民心相连相通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完)

作者简介：

徐婉玲，艺术学博士，研究馆员。现任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主要从事故宫博物院史和近代中国博物馆史研究，并担任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所长。长期潜心故宫博物院院史研究，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积极推动科研成果转化。2012年，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博物馆与认同之建构：以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为中心”。2018年，获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艺术专业与管理人才国际交流项目”资助，赴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整理研究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相关档案文献。2019年，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子课题负责人。2021年，策划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5号馆基本陈列以及2号馆“归去来：故宫南迁书画文献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