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面语与口语的源与流——文与言判 雅俗殊形

语言因交际需要而产生，它是人类交流思想、沟通感情、传递信息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伴随着人类身体器官的进化、神经机制的完善，以及对外部世界认识的不断进步。在不同的交际需要中，面对不同的交际内容、目的、对象、场合、方式，语言会表现出不同风格特点的表达形式。

言在文先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语言起源于“以声音为刺激物的、具有某种交际作用的第一信号系统的一部分”。因此，语言的表达首先是有声的，诉诸听觉的。当声音与意义结合，并受制于一定的规则系统形成语言后，人们运用语言机能的行为和由此行为得到的结果，便是言语。言语就是说话，包括“说”和“话”两部分。“说”是表达，是动作；“话”是言辞，是结果。只有先有了口“说”的动作，才可能得到“说”这一动作行为的结果“话”。故而，口头说的话，就是口语。

口语有其特点，产生快，却瞬息即逝；接受便捷，但无法传于异时异地；灵活多变，然而稳定性差。为了克服口语的不足，一种记录和保存语言的形式——文字，应运而生。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系统，具有跨越时空限制、扩大语言交际的功能。当文字产生以后，人们说的话不仅以声音形式传播，而且可以在视觉上得以呈现，形成文辞，即书面语。可以说，书面语是以文字的字形来表现语言的音和义。因此，在理论上，书面语是可以甚至应该能念出来并能听得懂的。言与文应该是统一的。

文从言出

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文字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将言语由口头转向笔头。早期汉语书面语就是对汉语口语的直接记录，或者与口语极为接近，能够反映当时的口语面貌。在《殷墟文字乙编》中有这样一条卜辞：“戊戌卜，永贞，今日其夕风？贞，今日不夕风？”记录了戊戌日，一位叫“永”的卜人对“今天晚上是否起风”的占问，语气上自然随意，口语的意味极强。

《尚书·皋陶谟》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

禹曰：“何？”

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

“谟，议谋也”，是臣下就国家大事为君主进行的谋划。皋陶与尧舜同时代，该段记录皋陶与尧讨论为官“九德”，其所言即使不全是尧舜时代的口语，至少也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整理者所模仿的前代之言，间或杂有同时期之语。因是君臣之间的正式言论，故使用的词语、句式都极其庄重典雅。

由此推断，中古以前，包括《论语》《孟子》《庄子》《左传》《史记》等在内的文献典籍，是记言之文也好，是记事、抒情、论说之文也罢；是自然随意的表达，抑或庄重典雅的陈述，口语的所占比例虽不尽相同，但作为交际基底性要素的语体，口语与书面语在整体的语言手段和机制上相去不远，言、文基本一致。这一时期的书面语，近于“以文记言”。

文言分流

同为言语活动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口语与书面语尽管不产于同时同地，它们却曾保持过并驾齐驱之势。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分离？又是为何会有分离呢？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诗经·邶风·击鼓》的这一名句，后世常被人引用。且不论是抒发携手同行、相约生死的战友豪情，还是倾吐怀念家室、不相忘弃的人生酸楚，谁能说这位在战场上约誓示信的军伍之士，当时所言不是口语？到了明朝的《水浒传》里，宋江还有：“俺等众头领生死相随，誓不相舍”的话。无可否认的是，《诗经》是文言诗集，《水浒传》是白话小说，而这两句意思相近的表达，为何写在书面上却有文、白分属？

事实上，文言和白话是两个相互依存的概念，无文言，也就无所谓白话，但它们并不等同于书面语和口语。受限于语言保存技术，我们现在能感知的古代汉语，都是书面上的，包括文言，也包括白话。文言是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古代汉语书面语。先秦两汉的典籍、六朝以后文人仿古写出的作品都属于文言文。白话是汉魏六朝以后，随着语言发展变化而形成的较为接近口语的言语，偶尔也夹杂一些文言成分，较能反映语言的时代性和区域性特点。

在甲金文、《尚书》《诗经》的时代，早期书面语多是对口语的记录，或对口语略加整理、简省而成。此时典籍中的书面语与口语高度接近。伴随着语言在说的过程中不断变化，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从未停止，特别是东汉以后，佛经翻译俗讲的盛行，南北方言的交汇，使得口语的发展速度远超书面语。加之文人书写对文言的恪守、对古奥典雅的追求，使得正式语体的书面语与日常口语之间的距离日渐扩大。“案经艺之文，贤圣之言，鸿重优雅，难卒晓睹。世读之者，训古乃下。盖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王充《论衡·自纪篇》）文言成为“只记于文而不行于言”的书面形式，中古以后文、言逐渐脱节。

言文互达

文、言分流的情势从东汉到清末持续了近两千年。这种正统却失之偏颇的言文观导致了口语与书面语的错位。直到“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提倡“我手写我口”，要求通用的书面语使用白话，在写作上讲求平易畅达、通俗浅显，从根本上打破了千余年来文言作为书面语的统治地位。特别是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大主张”：一曰，需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需讲求文法；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成为文学创作和一般学术写作的纲领性要求。文化精英们还提出“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有雅致的俗语文”成为当时书面语的理想目标，并促生了新兴的现代汉语书面语。

这种新型书面语，既含有大量口语成分，又不同于口语；既有很多词语的古代用法，却与文言有云泥之别。它不仅受到音节和韵律的制约，还得益于词语、句式、语法的化合与调整，形成了笔下能言、耳听能懂的白话书面语。

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口语。现代汉语口语不等同于古白话，大量方言词、外来词、新词及流行语的汇入，特殊的句式和超常规的语法、语义搭配，使得与雅正、沉稳的书面语相比，口语的表达更显灵动自由。

就表面的听感和观感而言，现代汉语口语与书面语似乎泾渭分明。实际上，因语言交际中需要面对的交际距离的高低远近和交际对象的个体群体差异，导致语言在具体使用时的风格体式不同。高低则尊卑有差，远近则亲疏有别，由此产生典丽或是俚俗的叙说，庄重或是随意的表达。面对交际对象的众与寡，更有正式与非正式的表达差别。这些语体风格元素在书面语与口语两种不同的语体样式中，进行选择性组配。“家父”典丽、庄重，“父亲”庄重、正式，“爸爸”随意、非正式，“老汉儿”俚俗、非正式，而这些词的出现不只限于一种语体。可见，口语与书面语参差地融入对方。

不仅如此，语体与文体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抒情文虽都归属于书面语体，诗词、散文、小说、戏剧也都写于书面，但是其中对口语的吸收和表现也不相同。语体可以创造文体，文体的发展也丰富了语体的表达。

黄侃先生曾言：“语言以随世而俗，文章以师古而雅。”“常语趋新，文章循旧，方圆异德，故雅俗殊形矣。”从语言的发展来看，书面语起于口语，口语也会汲取书面语的“营养”，但二者永远不可能趋同。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呈现不同的样态，“文与言判”是语言的必然。

作者：尹洁（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副教授）

《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09日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