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舟大运河，开启历史文化之旅

前些日子有一则新闻，两名男子乘橡皮艇从杭州出发，计划用一个半月划到北京。但刚划了5公里，就被有关人员阻止。按照相关规定，运河主航道有货船、水上巴士通行，未经审批不允许下水划船。

一场“颇有创意”的大运河之旅就此收场。那么，从杭州沿京杭大运河，到底能不能一直走水路到北京？其实，这不全是异想天开。

2019年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稳妥推进适宜河段通航”和建设“缤纷旅游带”。2022年4月，断流百余年的京杭大运河首次实现全线通水，一时激起很多人泛舟大运河的憧憬和梦想。

当然，全线通水并不等于全线通航。但上面这则新闻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如果这两人成功了，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只是发朋友圈“秀一下”吗？

古人开山掘地、开凿运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水路交运相对于陆路所具有的巨大和众多优势。但这不仅需要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更需要花费难以想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泛舟大运河实质上开启了一种内涵更加丰富、境界更为壮阔的大运河文化之旅。

这里，我想从大运河的基本认知、古代影响漕运与交通的主要问题及大运河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作些分享，为未来大家泛舟大运河提供参考。

大运河文化带确立的37城，构成一张运河城市全家福

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风生水起，有三个问题日益受到各界的关注：一是在时间上，哪条运河是中国最早的运河？二是空间上，中国大运河到底有多长？三是有哪些城市属于运河城市？

前两个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存在不同的说法，很多人想知道到底谁说得对；第三个问题源于大运河文化带已成为国家战略，它覆盖了哪些城市，特别是自己关心的城市是否被纳入其中，也是人们关心的。

关于中国大运河的长度，已基本上达成共识，即3200公里。在大运河世界遗产申报方案中，明确中国大运河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隋唐大运河包括永济渠和通济渠等段，京杭大运河包括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中（运）河、淮扬运河和江南运河等段，浙东运河主要指杭州至宁波段运河。这一数值成为当代最权威的表述。

但严格来说，这个长度不是中国古代运河的全部。如果仔细推敲，它也不是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的相加之和。一般认为，隋唐大运河长2700公里，京杭大运河长1797公里，浙东运河长239公里，三者相加为4736公里。如何看待二者之差？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一句话里——“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现有和历史上最近使用的主河道构成”，即3200公里是按照三条运河的“主河道”来计算的。

关于中国最早开凿的运河是哪条，目前并无定论。学术界大致有几种说法：一是公元前613年开凿的“荆汉运河”，通常被认为是中国运河史的“第一页”。二是距今3200年前开凿的“伯渎河”，这是依据近年来考古发现提出的新说法。这条运河由吴国始祖泰伯开凿，“具备了运河的基本要素”，由此把中国运河开凿的历史向前推移600年左右。三是开凿于公元前506年的胥河。有专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也是中国现有记载的最早的运河。

以上说法之所以很难统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运河考古不断改写着中国运河的历史起点，二是在关于运河的定义和标准上仍存在不同观点。可以确定的是，随着运河考古持续推进以及运河理论研究不断深化，未来还会出现其他新的说法。因此，确定中国最早的运河，不宜急于下结论。

关于“哪些属于运河城市”，也存在不少争议。历史上运河水道和行政区划的变迁，是出现这类问题的根源。如隋唐时期沿通济渠、永济渠分布的一些城市，今天已很难想象它们当年是繁华的运河城市。一些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是改革开放以来新设立的城市，如果求之于古代文献当然也是难觅其运河影踪的。

一座城市究竟是不是运河城市，关系到人们对大运河的文化和心理认同，是一个需要着重探讨和阐述的问题。在历史地理领域，关于运河城市只有一些局部描述。对运河城市的系统梳理是近十余年的事情，主要形成了两大谱系：

一是2014年大运河世界遗产确立的27城，即北京、天津、沧州、衡水、德州、聊城、泰安、济宁、枣庄、安阳、鹤壁、洛阳、郑州、商丘、淮北、宿州、宿迁、淮安、扬州、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湖州、杭州、绍兴、宁波。

二是2019年大运河文化带确立的37城，包含了前面的27城，又新增了10个城市，即廊坊、邢台、邯郸、雄安新区、濮阳、新乡、焦作、开封、徐州、镇江。这构成中国运河城市的全家福。

千里通波万帆竞渡，是古代中国实力耐力毅力的呈现

古代运河主要利用自然河道，人工开挖的部分占比小，有些年代只是“重新加以施工而已”。但在缺乏现代化大型动力机械的古代社会，这依然需要整合和征用整个国家的资源和人力。

隋炀帝开凿通济渠、永济渠、邗沟和江南河，首次形成贯通全国的运河体系。据记载，开凿通济渠“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凿邗沟“发淮南民十余万”，开凿永济渠“发河北诸军百万”。从这些少则十万、多则百万的记载不难看出，开凿大运河有多么艰难不易。

从总体上看，古代直接影响运河畅通的主要因素可概括为“水”“土”“人”：

首先说“水”。受运河沿线不同区域的气候、水文条件影响，一些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如江南运河容易保持畅通；而在一些干旱的内陆地区，如中原和北方地区，往往因为水量不足而影响到通航。既要在旱季保持一定的容量和深度，又要防止汛期河水暴涨冲毁堤岸，一直是古代大运河治理工程中最头痛、最难以解决的矛盾。

接着说“土”。这是由于中国大运河的黄河段，或者说大运河在一些区域“借黄行漕”“借黄行运”造成的。唐宋以前，政治中心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在汉唐两朝，从黄河下游和江淮来的漕船，要运转到洛阳再转运长安，就需要借助黄河运道；在元明时期，从徐州到淮安这一段，有500里需要借助黄河水道。

但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的黄河，本身是难以被征服和驾驭的。特别是在黄河下游一带，大量泥沙沉积在河床形成“悬河”，不仅容易导致各种洪灾水患，还直接抬高了河床，使黄河运道变浅甚至淤塞。历代为了疏浚这些淤积可谓费尽钱财和绞尽脑汁，但由于黄河携带的泥沙量过大，最终难以奏效。这也是导致运河漕运废止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来说“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运河的影响也最关键、最复杂。这里重点谈一下战争和党争的影响。

安史之乱以后，黄河流域藩镇割据。作为帝国命脉的汴河，特别是作为漕运枢纽的汴州、徐州等城市就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和中央政府相互博弈、激烈斗争的前线。一方面，运河沿线军阀动辄“以截断运道来要挟中央政府”。因为一旦这条运输线被截断，中央政府也就不攻自破了。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只要能有效控制运道保持漕运畅通，就可以有效压制甚至剪除部分割据势力。

党争和政治的影响，可以宋代为例。北宋定都汴京，人口超过百万，完全依赖两淮、江南、东南地区的物资供给。宋初就明文规定，每年汴河漕粮运输必须完成600万石。这应该是一个“兜底”的数字，实际上超过700万石。

保持汴河畅通无阻，是北宋的头等大事。公元991年，汴河在浚仪（今开封）决口。宋太宗亲率文武大臣督工堵塞决口，就是对“仰给在此一渠水”的最好说明。

但到了北宋后期，随着“只问派系，不问是非”的党争愈演愈烈，行之有效的“导洛通汴”竟然遭到废止，每岁疏浚汴河的制度也被中断。曾经千里通波、万帆竞渡的汴河，自此淤积日重、堤岸决坏、水流干涸，最终导致了与汴京一起覆亡的悲剧。

可见，运河的开凿和通航，只是迈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从开通使用第一天起，大运河上的千里通波、万帆竞渡就是对古代中国实力、耐力和毅力的漫长考验与全面呈现。

实现交通和商业的实用功能，表现出人文和美学价值

大运河承载着怎样的文化价值？在大运河上，可以观照、体验、感受到什么样的民族精神？这里略谈几点，以作抛砖引玉之用。

比如“才”与“命”。“怀才不遇”，是古代士大夫经常感慨唏嘘的一个话题。在大运河的历史上，提供了如何看待、面对、处理这个矛盾的案例。

元代的郭守敬自幼精于术算、水利。中统三年，在第一次被元世祖召见时，31岁的郭守敬就力陈水利六事。其中的第一条就是疏浚金中都旧漕河，但元世祖没有任何回应。对此，郭守敬既没有放弃，也没有郁郁寡欢。

30年后，他再次提出“水利十一事”，第一条仍是疏通旧漕河。这次，建议很快得到回应，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元灭宋后，要把江南的物资运到大都，就必须贯通南北水运航线；二是30年来，经过对地理形势的勘探研究，郭守敬提出的疏浚运河方案更加成熟和周密。

尽管推迟了30年，但由于形成了合力，结果不到一年就完成了整个工程，贯通南北的元代京杭大运河就此诞生。因此可以说，郭守敬这30年的忍耐没有白费，反而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更大贡献。

再如民族精神。在文天祥的《正气歌》中，列举了很多“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的人物，其中有一句是“为张睢阳齿”。这特指唐朝中期名臣张巡，睢阳是唐代的睢阳城（今商丘），张睢阳是指安史之乱中最悲惨、最悲壮的睢阳保卫战。

保卫睢阳为什么如此重要？这就和大运河密切相关。睢阳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的水陆交通枢纽，是江淮漕运物资运抵洛阳、长安的重要通道，因此有“睢阳不保，江淮必亡”之说。这是双方不惜血本、死战到底的根源。

又如中华美学精神。江南文化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杰出代表。运河名城苏州的山塘街，就是江南诗性文化的生动体现。公元825年，大诗人白居易到苏州任刺史。一天，白居易去虎丘，看到河道淤塞、水路不通，决定加以整治，便开凿了东起阊门渡僧桥、西至虎丘望山桥的山塘河。山塘河在阊门与运河相接，大大便利了灌溉和交通。南北商人汇集于此，使这一带成为“姑苏第一名街”。

一般来说，开一条河、成就一个繁荣市场已经可以了。但深爱江南文化的白居易并不满足，又命人在河两岸栽藕植荷，在街两旁夹桃种李，打造了一条运河、商业街区和人文美景融合的空间。这就是后来人们交口称誉的“七里山塘到虎丘”。

苏州百姓对此心怀感激，在白居易离任后，就把山塘街称为白公堤，并修建白公祠作为纪念。这条可以作为苏州文脉的山塘街，不仅实现了交通和商业的实用功能，也表现出很高的人文和美学价值，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感性证明。

其他还有很多，如中国人津津乐道的知己与知音文化、礼贤下士的传统美德等，都可以在大运河历史上找到相关典故。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苏州、杭州，中西交融、华夷互通的隋唐洛阳，北宋时代与运河同兴亡的汴京，也从不同角度呈现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规律和秘密。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挖掘和探索的。

目前来看，从杭州沿大运河直上北京还有较大的困难。但可以想象，随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与治理，随着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等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即便不是划着一条船从杭州到北京，但只要在大运河沿线就一定能看到既承载厚重历史又深度融入新时代的大运河。

思想者小传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教授，兼任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景德镇陶瓷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等。